住在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的一些老人们，依稀记得这里居住过一户身份特殊的邻居——原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和他的妻子赵碧琰。他们曾是溥仪和婉容的座上宾，也曾经长居东京，和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多名甲级战犯往来甚密。

这些随着时间渐渐湮没的历史往事，被一桩离奇的财产案件激活。赵欣伯死后多年，他用妻子名义在寸土寸金的东京购置的房地产被发现，而且这笔财产已经大幅升值。年，日本《产经新闻》称其为“漂浮在宇宙中的亿”。

谁是这笔巨额财产的主人？赵碧琰当时虽然在世，却无法证明自己就是赵碧琰；冒名顶替者不断出现，觊觎着天文数字一样的“无主之财”。

这桩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跨国财产纠纷案，曾因其诉讼时间之长、涉案金额之多、取证难度之大、审判过程之曲折，在改革开放之初轰动一时。30年后，当我们再次翻开那些泛黄的案卷，寻访案件的当事人，一段曲折离奇的隐秘往事再次浮出水面。

神秘的黑色轿车

年夏天，17岁的赵昭明正在北京男一中读高中。

他是赵欣伯的长孙，因为爷爷去世时他年龄尚幼，对于赵欣伯，他的记忆非常模糊。

“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但是奶奶从来不讲过去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停在我们家门口。”赵昭明对本报记者细细地说起了那个让他记忆深刻的下午。

还没进屋，赵昭明就听到奶奶和几个陌生人正在说话，间或还夹杂着一些日语。后来他才知道，穿着中山装、黑皮鞋，“气度不凡”的客人，是东京华侨总会副总干事陈琨旺和吴甫文。

“我当时非常惊讶，我从来不知道我奶奶会说日语。”赵昭明说。

在赵昭明的心中，奶奶是个能干的小老太太，不仅会生炉子、蒸窝头、煮疙瘩汤、熬白菜，还会缝缝补补和纳鞋底这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活儿。

直到今天，赵昭明记忆中的奶奶依旧是个普通的老太太：皱纹布满她的脸颊，眼睛下面的两只眼袋十分明显，骨瘦如柴的小胳膊皮肤松弛，手背上布满深褐色的老年斑，银白色的头发干枯而杂乱。“和北京胡同里那些普通的老太太没有什么两样。”赵昭明说。

从奶奶和来人的对话中，赵昭明第一次得知，赵家竟然还有一大笔财产散落在东京。因为一桩诈骗案，这笔巨款突然浮出水面。

几个月前，身在东京的陈琨旺在华侨总会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华裔女人。她的丈夫因为伪造地契变卖他人财产被东京警视厅以诈骗罪羁押，于是她找到华侨总会寻求帮助。

在陈述间，她无意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引起了陈琨旺的注意。

她说，她丈夫想卖的那几块地，是20多年前一个中国的高官在日本留下的，房产主人是他夫人的名字——赵碧琰。

战后东京的土地价格一路飙升，陈琨旺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财产。

东京地产局给华侨总会提供的确切消息，证实了他的猜测，署名赵碧琰的地产不只这一块，赵家在东京的一些繁华地段，有多处地产。

经过查证他们得知，这个赵碧琰是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的夫人，而在他们东京的住宅中，美国兵曾发现过地库，里面的宝物不计其数。这笔宝物挖出来后交给了日本大藏省，后来存放在日本造币局东京支局。

这些零零散散的信息让陈琨旺和吴甫文坐立不安，不管怎么说，这是属于中国人的财产啊。

于是，几天后，他们就到了北京。

通过国务院侨办的协调，很快北京市公安局开始在户籍档案中寻找一个叫“赵碧琰”的花甲老妪。奇怪的是，翻遍了档案也找不到这么一个名字。

找不到“赵碧琰”，他们只能扩大搜索面，寻找赵欣伯的家属。在各种零散的传说、轶闻中，他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赵家住在北京旧鼓楼大街小石桥一号后门，赵欣伯的妻子还在世。

她当时的名字，不是赵碧琰，而是耿碧琰。

从耿维馥到赵碧琰

　赵碧琰与儿子赵宗阳的合影。

89年的人生历程里，耿碧琰一共使用过3个名字：耿维馥、赵碧琰、耿碧琰。

在遇到赵欣伯之前，她叫耿维馥，是一个读过几年书的大连姑娘。报纸上的一篇征婚启事，改变了耿维馥的人生轨迹。

赵欣伯的第一任妻子，并不是耿维馥，而是一个名叫王碧琰的女人。

王碧琰出身青楼，在自己30岁时，遇到了正在京师高等学堂上学的赵欣伯。

王碧琰和赵欣伯的恋爱过程，除了当事人以外无人知晓。即便是赵昭明，也很少听奶奶提起过王碧琰和赵欣伯之间的事情。赵、王二人结合不久便到了日本东京，开始了留学生活。据说，是王碧琰用自己的积蓄，供赵欣伯到日本留学。

在这期间，赵欣伯结交了很多日本政界的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这段经历，为赵欣伯此后极不光彩的政治生涯和角色埋下了远因。

到日本刚满三年，王碧琰患上子宫癌，医院。医院告上了法庭。经法庭调解，官司庭外和解。年，赵欣伯将因此官司钻研的课题写成论文《刑法过失论》，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日本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妻子死后一次回国期间，赵欣伯在报纸上刊登了征婚启事。

报纸上的赵欣伯年轻英俊，又是留日学生，赢得了不少少女的芳心。耿维馥是其中之一。在年6月的一天，耿维馥嫁给了赵欣伯，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而赵欣伯要求新妻，不但要按当时的习俗改随夫姓，还要把名字改成“碧琰”，以纪念亡妻。从此，耿维馥变成了赵碧琰。她成了半生顶着丈夫亡妻名字生活的女人。

直到年赵欣伯死后，耿维馥才到公安局，改回了娘家的姓氏——“耿”，但名字仍叫“碧琰”。

初到东京

赵欣伯、赵碧琰与儿子赵宗阳。

赵欣伯不仅仅是一个对亡妻念念不忘的痴情人，更热衷政治。

年，在时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本庄繁推荐下，赵欣伯携赵碧琰和儿子赵宗阳回到沈阳，任张作霖的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

在任时，赵欣伯是当时奉天有名的亲日派。

“九一八”事变前，赵欣伯就积极参与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坐胎与催生。伪满洲国成立后，赵欣伯被任命为立法院院长，甚至“满洲国”这个“国号”，以及改“长春”为“新京”，都是赵欣伯的主意。

那几年，在长春“赵欣伯”三个字可以呼风唤雨。他和妻儿甚至可以随意进出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皇后婉容的住所。

时局是变幻莫测的，任职一年零三个月后，赵欣伯因牵涉贪污案遭到溥仪猜忌，以“宪法制度调查使”的名义被派到日本，政治生命几乎就此完结，但是他还是得到了一大笔的“建国金”作为补偿。

年的八九月间，赵家准备东渡日本。在离开长春以前，赵碧琰特意去和婉容辞别。

令赵碧琰意外的是，一向优雅淡定的婉容向她提出了一个棘手的请求：帮她逃到日本去。按照婉容的说法，在长春被日本兵“软禁”的生活已经快要把她逼疯了。

赵碧琰答应了婉容的要求，他们商量，让溥仪在日本的胞妹“三格格”协助婉容逃跑。但因为“三格格”提前将此事告知了溥仪，婉容逃跑的计划最终落空。

多少年后，当赵碧琰为了财产官司再次见到“三格格”的时候，两个老人却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

到了日本以后，远离政界，赵欣伯的名字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把精力都放在做西药生意上。据说，赵欣伯与当时日本的实权人物联手，主要做“盘尼西林”的生意，这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紧俏药品，赵欣伯因此赚了不少钱。

从赵家当时拍摄的很多生活照来看，他们的穿着、首饰、神态都刻着日本上流生活的奢华印记。

年，赵欣伯携家人回国，居住在北京。期间，应土肥原贤二的邀请，他曾短暂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的顾问。几个月后，土肥原贤二被调回伪满洲国，赵欣伯的顾问也就有名无实了，他又过上了商人生活。

年，中途岛战役的失败让日军受到重创。年，日军被迫放弃了所罗门群岛的基地，同年4月1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毙命。

游走于政治圈多年的赵欣伯，从变幻的时局中看到了日军气数将尽，年夏末初秋，赵欣伯带着赵碧琰回到东京，他要完成一些“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在此之前，赵欣伯已经在东京购买了大片土地和房产，土地一定会不断升值，这是赵欣伯一直以来的想法，所以他无论走到哪里，在中国的北平、日本的东京，都会大量置办不动产。

他是学法律的，知道怎样用法律条款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财宝可以藏匿，存款可以放在银行，地产则必须有人管理。

选择一个忠实可靠的委托管理人就成了对赵欣伯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他千挑万选，最终把这枚决定未来的棋子落在他的挚友铃木弥之助身上。

在一个秋末凉爽的早晨，铃木弥之助把他亲自起草好的一份地产管理委托协议书递到赵欣伯的手里。

随后，站在一旁的赵碧琰在协议的下款铃木弥之助签名的旁边签上了中国汉字“赵碧琰”三个字。

从此时开始，赵碧琰已经跻身于世界级富翁的行列，她不会想到，若干年后，随着土地价格的暴涨，她和她的财富，成为多少人窥视的目标。

在赵欣伯和赵碧琰踏上返回中国航程之时，中、美、苏三方正在开罗召开会议，商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以及战后和平事宜。

几天后，当赵碧琰在北京的家中翻阅报纸看到这些消息时，她一下子理解了赵欣伯在日本大量购买地产的用意。身为大汉奸，赵欣伯很清楚，日本战败之时，就是自己倒霉之日，他是在为妻儿留下活命钱，留下让他们日后生活无忧的保障。

事实证明，如此精明的他，还是失算了。

天文数字的财富

赵家在东京的房产。

年抗战胜利后，赵欣伯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国民党在大陆溃败前夕，他被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后，赵欣伯年被拘留审查，死于拘留所。

顶了别人的名字活了半辈子的赵碧琰，终于去公安局改回了自己娘家的姓氏。

一直到12年后，为了要回自己名下的那笔巨额财产，耿碧琰又一次到派出所把名字改回了赵碧琰。

经过反复磋商，赵碧琰决定解除自己在日本的财产管理委托人铃木弥之助的委托权，重新委托给东京华侨总会陈琨旺、吴甫文两位副总干事。她亲笔写下了转移委托的文书，最后署名为：中国赵碧琰。

陈琨旺回日本之前，要求带上赵碧琰母子的近照。于是，赵碧琰和赵宗阳特意到地安门的首都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

好多年后，赵碧琰才得知，当陈琨旺把转移委托书交给她丈夫昔日好友铃木弥之助的时候，这位她丈夫生前最信赖的朋友，竟然说委托书上“赵碧琰”的签名是假冒的，拒绝交出财产管理权。

追讨财产这件事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样，再也没有了进一步的消息。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

由于赵欣伯的缘故，他的儿子赵宗阳、孙子赵昭明成了铁打的“运动员”，“右派”、“下放”、乃至入狱，全都经历了。此时的赵碧琰，也早已没有半点当年的阔太太模样。他们被从原来的宅子里赶出来，住进了大杂院，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睡大通铺。经过几次抄家，赵家的老物件已经所剩无几。而那些按了手印的地契，也早已和发黄的老照片一起，都被付之一炬。

赵碧琰靠着儿子50多元的工资，养活着3个大人4个孩子的7口之家。生活的艰辛让她早已无暇顾及日本的财产。

年3月10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漂浮在宇宙中的亿》的文章，透露赵碧琰名下的财产被人骗取。同年6月，日本《新闻周刊》刊文《围绕两兆日元跳跃的骗子》，报道了赵碧琰财产被骗的情况。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这笔财产究竟有多少，其实连日本方面也给不出准确数字。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这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额财富。

紧接着，《澳门日报》、《大公报》、《明报》都对此做了报道，轰动一时。

日本法庭多次来函，要求赵碧琰本人出庭，“倘若我奶奶在年年底不出庭的话，将进行缺席审判，审判结果不可能对我奶奶有利。”赵昭明说。

听到这笔财产有可能水落石出的消息，赵碧琰的态度却异常冷淡。

“奶奶有她自己的想法和顾虑。”赵昭明说，“奶奶其实什么都明白，只是她见过的太多。而且她什么证据也拿不出来，全在文革中被烧、抄了。”

去东京之前，在外交部人员的陪同下，赵碧琰和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的赵昭明见了一面。因为有一个遭人唾弃的“汉奸爷爷”，赵昭明在“文革”中屡受连累。一次“运动”中他喊错了口号，被判入狱。

“奶奶问我，她去不去东京，我劝她去。她说，我都76了，飞那么高摔死怎么办？”

事实上，赵碧琰对此去东京是否能够打赢官司，心中没有任何把握，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但她还是听从了孙子的建议，决定到日本“碰碰运气”。

年5月，赵碧琰拿着从外交部领取的元置装费，在红都服装店按照出国要求定制了一套新衣服。

时隔将近半个世纪，已经76岁的赵碧琰再次来到了那个承载了她太多回忆的城市——东京。

“赵碧琰不在者”

赵碧琰（右一）与“三格格”会面。

那次陪同赵碧琰前往日本的，只有外交部一位精通日语的女同志。赵昭明后来听奶奶说，为了在法庭上能够证明身份，在初到东京的几天里，这位女同志一直帮她背诵“赵欣伯大事记”。比如，赵欣伯什么时候给张作霖当的顾问，哪年见的天皇等等。

这些本是赵碧琰亲身经历的事情，但是，因为她很少过问赵欣伯在外面的工作，对这些陈年旧事，她的记忆早已模糊了。

赵碧琰走进法庭的时候，除了法官山田忠志以外，她还见到了三个早已上庭的假“赵碧琰”，她们分别来自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她们在赵碧琰之前提交了继承申请，也正是这些当时真假莫辨的“赵碧琰”集中冒了出来，才把这笔巨额财产曝光于世。

根据赵碧琰事后跟赵昭明的描述，这几个假“赵碧琰”，哪个都比她这个真赵碧琰更像阔太太。

“有的白嫩而肥硕，有的精瘦而滋润，但是她们都无一例外地戴着金丝眼镜，穿戴也颇费心机。我奶奶一出庭，就跟前面的三位形成了鲜明反差。”赵昭明说，“倘若她们四个人一字排开站在马路上，让路人猜猜，这些老太太当中谁见过天皇，只有傻子才会猜出是我奶奶。”

在中国赵碧琰出庭以前，山田忠志已经向前三个“赵碧琰”分别询问了有关赵欣伯的很多细节。包括出生、恋爱、会见天皇等等很多问题，令人吃惊的是，这三个“赵碧琰”的回答就像背书一样流利、准确而且惊人地相似。

等到真的赵碧琰出庭时，面对山田忠志提出的一系列质询，她“糊涂”了。

或许是日本、汉奸、关押、财产……这些敏感的字眼让年迈的赵碧琰感到紧张，她每次回答问题前都要沉默许久，说出的话却又答非所问。

“没有”、“不知道”、“没听说”……她反复重复着这些对证明她身份极其不利的回答。

当山田忠志请出给赵家当了8年佣人的一个日本妇女上庭时，赵碧琰竟然说：“记不住。”

山田忠志没法再往下问了。此前，中方已通过外交途径向他介绍过赵碧琰，时任日本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黑田寿男也曾向他保证这个赵碧琰是真的。但是面对赵碧琰在庭上的表现，山田忠志没法做出判断，他只能宣布休庭。

“隔日，这位法官单独召见了我奶奶。”赵昭明说，省去了翻译，山田忠志拉长了脸，直接用日语和赵碧琰交谈。

“证人已经在庭外指认了你，她给你当了8年的佣人，你怎么说记不住？”

赵碧琰的回答，完全出乎山田忠志的意料。她说：“我是主人，你让我指认佣人？”

一瞬间，她的眼神中流露出的一种掩饰不住的高傲神态，反而让山田忠志心里有了底。

他继续问：“你听说过有密库吗？”

赵碧琰说：“我挖的，我埋的，我能不知道吗？”

山田忠志急切地问：“怎么证明是你埋的？密库多大？藏了什么？什么形状？”

赵碧琰管他要了一张纸和一把剪子，左手持剪刀，毫不费力地剪出了一个“非”字形，放在了桌上。

这是一个从未向外透露的祕密，山田忠志非常确信，眼前的这个不起眼的中国老人，就是如假包换的真赵碧琰。因为，赵欣伯在所有权书上早就表明，他的夫人是个左撇子。

“但是因为我奶奶在庭上的表现，山田忠志不得不作出‘赵碧琰不在者’的判决。”赵昭明说，“‘赵碧琰不在者’意思是：在座的各位谁都不是赵碧琰，由法庭指派的律师山本忠义来代管财产，一旦确认身份，法庭将把财产所有权归还给真正的赵碧琰。”

对赵碧琰来说，这一判决等于是败了诉。

“奶奶的心里其实并没有多么的难过，财产仍然放在那里，等着真正的主人来认领，只是这一次，她没能证明自己的身份。”赵昭明说。

赵碧琰在日本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半个月前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她躲过了一场惊吓。二是她日思夜想的大孙子赵昭明，在她回国的前一天出狱了。

几个月后，“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赵宗阳和赵昭明被“摘帽子”、“平反”，赵家的境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财产官司，在东京家庭裁判所作出“赵碧琰不在者”的判决之后，长时间陷入了僵局。

后来出任赵碧琰律师的傅志人，那时还是北京月坛公园的一名绿化工人。

新中国第一批律师

年11月19日，在正式开庭审理林彪、江青集团主犯的前一天，新华社播发了一则重要消息，公布了即将在中国刑事第一大案中出庭辩护的十位律师名单，傅志人名列其中。

一年前的8月，退出了中国司法舞台整整20年的律师制度正式恢复。傅志人在雅宝路一座普通居民楼里租下了一处办公室，作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的办公地点，这个顾问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成立的北京市第一家律师机构。傅志人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和法律顾问处主任。

那时，傅志人刚刚恢复了律师身份，成为了“文革”之后的第一批律师。实际上，傅志人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职业律师，称得上中国资格最老的律师之一，他的履历几乎就是中国律师制度的一部编年史。

年10月，刚满20岁的傅志人成为新中国人民法院的第一批审判员。

年，傅志人进入中国政法学院干部进修班。毕业之后，恰逢国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试行律师制度，傅志人开始研修律师知识，多次成为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

然而，年底，尚处于筹备阶段的律师制度被彻底否定，律师机构和律师的执业活动被全部取消，傅志人也被下放到郊区去植树造林。

年，傅志人才回到北京城里，没有回到梦寐以求的法院，他被派遣到月坛公园，角色依旧是一名绿化工人。直到年，他才重新当上了律师。

在傅志人的家中，记者见到了一沓厚厚的资料，全部是关于赵碧琰案的。长年的律师生涯造就了傅志人细致、严谨的职业习惯。30多年过去，这些当年搜集的材料仍保存完好。

傅志人告诉记者，在接受“四人帮”案件之前，他就已经接触到了赵碧琰财产案。那是他恢复律师身份后经手的第一个大案子。

年11月，中国政府派出第一个法律工作者访问团出访日本，傅志人跻身其中。临行前，傅志人和访问团团长一起，受到了外交部的约见。这次约见谈的就是赵碧琰财产案。傅志人回忆，当时外交部要求他们尽可能利用一切关系对此案的审理进行细致调查，看看有没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利用那次出访日本的机会，傅志人细阅了日本律师复印的全部庭审材料。透过厚厚的卷宗，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解决此案的关键——证据。

“只要能证明北京的赵碧琰就是赵欣伯的妻子，这个案件就赢了。”傅志人说，“我所做的，就是找到所有的证据，并将它们连成东京法庭认可的一条证据链。”

证据

新中国建立30年来，从来没有代理涉外民事案件的先例，傅志人没有经验可循，仅仅为了查寻历史档案，他就吃过多次闭门羹。

另一方面，年的庭审给原本清晰的案件蒙上了一层迷雾，赵碧琰的身份已经被东京家庭裁判所否认，想让一个被否认的当事人重新被法庭认可，难度可想而知。

更让傅志人担忧的是时间的紧迫性。他接手此案时，赵碧琰已经79岁了，一旦她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会使财产回归陷入更加复杂的局面。

除此之外，这件悬案中的巨额遗产，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各色人等的目光。

年庭审作出了“赵碧琰不在者”的判决，一时舆论大哗，也把这笔遗产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自那之后，声称自己是赵碧琰或者赵欣伯儿子、女婿乃至养子的申请人接二连三。一幕幕冒名顶替的闹剧不断上演，“弄假成真”并非没有可能。

傅志人知道，不打赢这场官司，这笔巨额财产终会风雨飘摇，不知会落于何人之手。

在和赵家人多次接触后，他确定了三个主要方向。

一、请有关单位协助查找“文革”中赵家被查抄的物品，作为寻找踪迹的线索。

二、遍查北京、大连、长春、辽宁、沈阳这些城市的档案馆。

三、通过赵碧琰提供的线索，查找所有的见证人，比如耿家亲属、曾在伪满立法院做事的工作人员、赵碧琰在日本居住期间的朋友等等，甚至包括为赵欣伯下葬的人。

接下来半年多的时间里，多封调查函相继发往天南地北，傅志人马不停蹄地四处搜寻各种线索。

半年下来，傅志仁取得了上百件重要证据和证言证词。

19份证人证言中，有赵欣伯当伪满洲国立法院长时的下属，有日伪时期守护过赵欣伯家的警察，有跟随赵欣伯夫妇去日本的裁缝和女佣，还有给关在狱中的赵欣伯天天送饭并最后为其收尸的男仆。

18份书证，有刊载赵欣伯照片的伪满洲国时期的报纸，有赵欣伯请领手枪保护住宅的申请，还有从民国时期到年的多份户口档案……

完整的证据链渐渐明晰起来，证明了耿维馥嫁给赵欣伯后更名为赵碧琰的事实，也证明了她是赵欣伯第二任妻子，而赵宗阳正是她与赵欣伯惟一的孩子。

除此之外，在年初，傅志人又下了一招高棋。

傅志人找到了一个重要证人，曾经显赫一时的“三格格”——爱新觉罗·溥仪的胞妹金蕊秀。

在“三格格”北京的家里，傅志人安排了她和赵碧琰这两个老熟人的会面。

第二天，北京、上海、香港三地报纸同时刊登了《溥仪三妹喜会赵碧琰》的消息，中国新闻社还以特稿的形式详细报道了两个耄耋老妇见面时的对话。

这次会面造成的“舆论风暴”，成为了确认赵碧琰身份的一份特别的证明。

与此同时，赵宗阳试探性地在日本报纸上登载了一份“寻人广告”，内容是希望找到小时候在日本赤羽小学读书的伙伴。

让赵宗阳喜出望外的是，很快他就收到了一个叫汤川正三的同学的回信，又通过他找到了11个同班同学。

一切就绪时，赵宗阳等待着日本法院开庭的通知，这一次，他将代替年事已高的赵碧琰，去东京证明自己和母亲的身份。

水落石出

多年后，赵宗阳和同学在东京学校的后山找到了当年的“猫塚”。

年4月的一天，平日里不修边幅的赵宗阳穿上了一身挺括的藏青色西装，在北京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里，等待着将和他同去东京的傅志人。

这是赵宗阳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他贴身的书包里，放着一张他和母亲的合影。

“早在这次开庭之前，我就已经到过东京，我带着我搜集到的大部分证据，给东京的律师和法官们看过，他们都觉得胜算很大。”傅志人回忆道。

3个小时以后飞机到达东京，赵宗阳发现，这早已不是他童年记忆中熟悉的那个东京了。

作为中方律师，傅志人不能进入法庭，但是他向法庭提交的一系列重要证据，让再次接手此案的山田忠志非常惊愕。

从赵宗阳的出生证明，医院治病的病例……这些重要的文书就像从地里冒出来的一样，山田忠志记得，几年前赵碧琰站在法庭上的时候，手里还一份证据都没有。

6月1日，赵碧琰身份确认案最后一次开庭，在庭上，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一幕。

山田忠志问赵宗阳：“你通知的人证都来齐了么？”

赵宗阳说：“今天能到庭的有11人。”

紧接着，11个赵宗阳的老同学，呼啦一下子从门外涌进来，他们和赵宗阳一见面，就大呼小叫起来：“赵桑，不是他还有谁呢！”“还是那个瘦巴巴的受气包的样子！”

“有的证人用手拨开我父亲头顶稀疏的头发，指着一道疤痕说，这不是那次轰炸后碎玻璃留给他的纪念吗？”赵昭明事后多次听父亲讲述当时那种激动的场面。

“证人中，还有一个是我父亲小时候比较要好的一个女同学，在法庭上，有人在桌子上画了当时日本孩子起哄时的图案——一笔画的伞，开玩笑地让赵宗阳把伞下的两个名字填上。”赵昭明说。

这群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完全忘记了此时是在东京的法庭上。山田忠志不得不敲了几下法槌，十几个近六旬的老人才稍微安静了下来。

山田忠志问，你们能证明这个人就是赵宗阳吗？

众人异口同声地说，还用证明？

几个小时以后，山田忠志随着众人找到了位于世田谷区，早已面目全非的赤羽小学。

说明来意后，校长从学校档案中毫不费力地找出了赵宗阳等人年的“卒业证明书”。

他们甚至找到了上学时在学校后山埋葬的一只小猫的坟墓。在那里，山田忠志看到了一个刻着“猫塚”字样的小石牌。

最后一次庭审闭庭的锤声敲响后，山田忠志邀请傅志人上庭和大家见面。所有的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傅志人，无人不知，日本法庭是从来不允许外国律师到场的。

这是山田忠志对傅志人的一种无言的肯定。

法庭并未当庭宣布判决结果。在日本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傅志人和赵宗阳决定回国等待消息。

“我当时心里已经比较有把握了。”傅志人说。

尘埃落定

年9月，傅志人接到了从东京发来的判决书。不出他所料，他们赢了。

判决书中写得很清楚，“本裁判所综合以下的证据之后，判定申诉人和已故赵碧琰为同一人。”

判决的结尾写道：“取消山本忠义律师为不在者赵碧琰财产管理人的决定，由赵碧琰本人亲自管理自己的财产。”

当赵碧琰得知胜诉的消息时，她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

这份判决书不仅仅让她拥有了重新管理留在日本巨额财产的权利，而且是对她个人身份的重新认证，她几度变幻的姓名，她曲折的经历，还有她60多年的婚后生活……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所有的往事都涌了上来。

如今，尘埃落定，下一步，就是如何具体处置这些在国外的不动产的问题。

按日本法律，变卖赵碧琰名下的大宗土地，需要交纳50％的土地买卖税，现在即便官司打赢，土地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全部收回。而赵碧琰一旦去世，日本政府有可能征收高达80％的遗产税。

所以陈琨旺很早就建议，在胜诉后，由国家在日本成立一个用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公益法人，将变卖土地的款项设立一个基金会，用于资助中国留日学生和资助日本华侨的民族教育事业。

不久后，在一次家庭聚会上，赵碧琰宣布了一个她个人的决定。

她说：“你们的爷爷当初站错了立场，而国家却不计前嫌，帮助我们拿回在日本的财产，我决定，把财产的百分之八十捐献出来，用于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

赵碧琰的这一决定还要追溯到赵宗阳去日本之前。国务院侨办的工作人员、傅志人与赵碧琰、赵宗阳、赵昭明做过一次郑重深谈，关于如何处理赵碧琰在东京的那些财产，他们希望如果官司打赢，财产回归，赵家能够支持国家的慈善事业，为子孙后代造福。

年5月16日，赵碧琰重新公证了一份她个人签名的财产赠予书，把她名下80％的财产无条件赠给在日本的“中华文化教育财团”，并且立下遗嘱说：“我在年5月16日的赠予书中所写的赠予财产之意，今后子子孙孙都永不改变。”

对于奶奶的决定，赵昭明说，当时他不是特别理解，但是他们全家都给予了支持。后来，国家也给了赵家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偿。

案子了结之后，傅志人并没有获得之前商定的2％律师费，而是获得了国务院侨办颁发的10万元奖金，傅志人把这笔钱用于交付新办公室的租金。

后来，傅志人获得了律师协会给予的元奖励，他用这笔钱购置了一台冰箱，一直摆在他家的客厅。

年6月，赵碧琰去世，她的传奇一生画上了句号，而这起纷纷扰扰数十年的跨国财产案，也就此归于沉寂。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8.、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