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让我又回想起年的“非典”，就如记忆之湖中投进几颗鹅卵石，我忍不住回忆当时在以色列留学的我在想什么、做什么，是否也曾担惊受怕，急着回家。随着记忆逐渐清晰，我仿佛又回到年的春天。负重前行年寒假过后，是我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在我年入学时，以色列还不承认中国的高中学历，这是我到以色列后才知道的，因为我是导师亲自从中国特招带回以色列的学生，学校所有本科入学手续都是入境报到后补办。特拉维夫大学要求我入读预科班并参加以色列的大学入学考试（SAT）。对于13岁就入读音乐专科学校后再没系统学习过的我而言，以色列大学入学考试数学、逻辑、文学、英语四大类并重的考题无疑是晴天霹雳。幸好在一年大师班课程结束后我的成绩不错，当时的鲁宾斯坦音乐学院（现赫曼梅塔音乐学院）院长，以色列著名作曲家、音乐家、建筑师阿米·马亚尼教授，一位对中国有着深厚情感的音乐家，因为我的学业问题向特拉维夫大学学术委员会上书，希望学校能充分考量我的成绩和实际情况，以及中国音乐学制的特殊性，对在以色列的困难时期仍愿意留下来与他们在一起的中国女孩作出合理评估和安排。写到这里，我不禁泪目，院长是我的贵人，他于年2月去世，享年82岁。学术委员会就我的问题开过两次会，最终同意让我先就读大学一年级，但也为我继续后面的学业提出严苛的条件。当阿米告知我学校的回复时，我哭了，坐在院长办公室里，感觉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学习任务压得我抬不起头。阿米对我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他是个性子容易暴躁的老头儿，现在却轻声而坚定地对我说：“努力学习是你的唯一出路，我已经申请继续给你提供全额奖学金，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但你必须足够出色才有可能留下来。”他起身，给我拿来一块巧克力，“回琴房吃了它，甜食让人快乐，然后做你该做的事，剩下的交给我。”此后，我乌云盖顶一般生活了很久，时常哭泣，脸上很少有笑容，每天将睡眠压缩在4个小时内才能忙得过来，天天压力山大的样子让我的老师和同学为我忧心忡忡，他们都觉得学校对我的要求有些过分，却也无能为力，毕竟学习是我自己的事。其实，他们为我做了很多。有人每周都将课堂笔记翻译成英语交给我复习，有人把母亲做的点心带来让我品尝，有人邀请我去家里度周末放松身心，系主任还为我的事专门和学术委员会的一位教授理论过。妈妈，我想回家就在我艰难负重前行的时候，年初春，国内暴发“非典”疫情，以色列几乎天天报道此事，我担心父母的健康安全，情绪更加焦虑。与此同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再次陈兵海湾。那段时间，从议会到咖啡馆，从电视访谈到大学课堂，究竟会不会发生战争的讨论异常热烈。作为一个生长在和平年代与和平国度的孩子，我从没见过这种阵仗。学校里的美国学生都在商量是否回美国，其他人在等待学校的安排。日子一天天过去，以色列人却平静如常。我上课时发现以色列人开始布置地下教室作为防空洞，里面储存了一定数量的淡水和药箱等物品。我的恐惧开始溢于言表，在一次重奏组排练结束后，我坐在学院大厅发呆，大提琴手伍迪坐到我身边，“嘿，你是不是有点害怕了？”他微笑地看着我，伍迪是天赋极高的大提琴手，演奏理智而富于思想性，他对学术有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人温和谦逊，善于思考。我点点头，“好像只有我害怕，你们都没事。”伍迪咧嘴笑了笑，“确实，你知道以色列跟中国不同，我们每个人都要服完兵役才到大学上学，很抱歉让你在以色列经历这些，但请相信以色列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好你。”对我而言，坏消息接踵而至，由于非典疫情加剧，以色列航空计划停飞中国航线，几乎与此同时，美军公布了对伊拉克实施空袭的时间，以色列所有国立大学一致决定不停课。我打电话给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得知使馆已经在做计划，一旦特拉维夫受到战事波及，将组织所有留学人员撤到以色列最南部城市埃拉特。了解所有信息后，我打电话回家，告诉妈妈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几乎都计划回国了，虽然以色列航空停航中国，但可以转机回国，现在想征求一下家人的意见。其实我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我很害怕，我想回国。妈妈问：“学校和使馆有什么安排？”我只能如实相告。妈妈停了一会儿，语气坚毅而平静：“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回来，现在国内有非典疫情，你回来并不明智。中国的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如果战争不会波及以色列，你回国后却因疫情不能返回以色列上学，一旦留学签证过期，得不偿失。你的大学没有停课，说明情况并没有那么糟，再说使馆已经对你们做好安排，我觉得你应该留在以色列。”我非常不争气地一下子哭了出来，“妈妈，我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我想你们，我想待在你身边！”母亲的声音依然坚定而温和，我几乎听不出她情绪的变化。“孩子，你不能回来，现在国内也是危险的，无法预料什么时候疫情才能结束。你在以色列的学习刚刚走上正轨，一旦泄气就更难了。”她顿了顿接着说：“孩子，妈妈这一生到现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但没经历过战争。这不是一般人能有的经历，既然前方都准备就绪了，你该体验一下，这样的经历太难得了，等一切过去之后你会从中受益的，孩子。”我还能说什么呢？也许我的情绪表现得太过明显，好像学院里就我一个胆小鬼，我用学院公用电话边打电话边哭的情形再次传遍学院各个角落。从那时起，很多同学见到我都会拥抱我，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知道我不打算回国后，平时锐利而挑剔的眼睛目光柔软：“就待在这里吧，不会有事的。你母亲是对的。”他停顿了一会儿，“下次打电话回去，替我问候你的父母，你有一个伟大的母亲。”焦灼的等待宿舍里欧美国家的学生陆续回国了，留守的几位也计划在战事开始前搬到耶路撒冷的朋友家住。老师们很关心我，下课后问我除了宿舍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居留，他们都把自己的电话留给我，告诉我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打给他们，不必害羞和犹豫。我忍不住问教管风琴的亚历山大教授，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害怕？这里有可能被战争波及，是战争啊！然而，这里的平静有序让我惶惑。亚历山大教授是一位很绅士的俄裔犹太音乐家，他对我说：“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你应该去了解一下以色列自年建国后都经历过什么，更应该去了解犹太人在欧洲流浪时都经历过什么。”我转头看向窗外美丽的校园，蓝花楹树已开始绽放花芽，那是一种如梦如雾的淡紫色花朵，开放时衬着地中海醉人的蓝天，美丽极了。教授说的话，我只能去了解，却无法想象。后来我知道，学校和学院领导们开过一次会，在商讨应对空袭的方案时加了一条——一旦发生险情，将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双语喊话，确保我能听懂收到，学院负责琴房分配的教工茨维卡专门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