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癫疯 http://www.bdfzkyy.com/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编者按
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不断增大，境外人员和机构不断增多，因此海外利益保护越发受到重视。“一带一路”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就和希望，同时也因为涉及国家众多、投资周期长、沿线国家国情各异，使得这个战略本身、以及不断增加的中国海外投资利益面临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安全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突发事件等内容。
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不断增大，境外人员和机构不断增多，因此海外利益保护越发受到重视。“一带一路”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就和希望，同时也因为涉及国家众多、投资周期长、沿线国家国情各异，使得这个战略本身、以及不断增加的中国海外投资利益面临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安全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突发事件等内容。其中，安全风险包括战争、动乱、武装冲突、海盗、恐怖主义等暴力袭击；政治风险包括领导人变更、政党轮替及反对党作用、政变及政权更迭、大国干预和大国竞争、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社会风险包括第三部门崛起、环境标准大变化、劳工标准大变化、风俗习惯影响和宗教信仰发酵；经济风险包括外贸政策大变化、汇率和利率等金融政策大变化、能源等市场政策大变化、大型或敏感企业和项目关停并转引发连锁反应；突发事件包括地震海啸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大规模游行示威罢工活动、互联网安全问题、重大舆情与信息安全问题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走出去”战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国海外利益日益扩大、不断拓展。但是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风险点比较多、面比较广。而且这些风险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因为国际市场、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的客观需要，中国需要去高风险的国家投资，其中一些地方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甚至恐怖主义多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国别风险包含5个基本要素：由债务人的政府或政府机构发出的停止付款的命令、政治经济事件引起的贷款被制止转移或延迟转移、法律导致的资金不能兑换成为国际通用货币或兑换后不足以达到还款日应该有的金额、任何其他来自外国政府的阻止还款措施、不可抗力（包括战争和内战、没收、革命、骚乱、民变、飓风、洪水、地震、火山喷发以及核事故）。”这些风险及其衍生结果导致中国矿企开发缅甸铜矿风波、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被搁置、中企在澳大利亚的铁矿投资亏损、中企波兰高速公路问题、中企竞标墨西哥高铁失败、中企海外项目在巴哈马失败等。因此非常有必要对主要风险的内容做出客观全面地梳理，为有针对性的开展预防和应对工作做好准备。
这些风险包括传统性安全风险和非传统性安全风险。传统性安全风险主要包括战乱风险、征收风险、汇兑征收风险等；而非传统风险主要包括恐怖主义、排外主义、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等方面。这些风险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安全、社会、自然等各个方面。
一、安全风险（暴力风险）
海外利益遭到暴力威胁和攻击是这个类别风险最大的特点。不论这种暴力是否是国家行为，斗争的主体之间是否进行了暴力斗争，或者只有一方对另外一方使用了暴力。遭受暴力威胁和攻击是这个类别风险最大的特点，决定了对应采取的防范措施。因此有必要把暴力威胁引发的安全的风险单列。
（一）战争
战争是最严重的暴力冲突。所谓战争，是指有国家或者武装集团参与的武力斗争。所谓武装集团，是有议程、理念、政治目的，并使用武力制造伤害的统一组织。战争的损害是巨大的，曾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发生在对象国家的战争给中国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往往是全面的、毁灭性的。比如在年的利比亚内战中，所有中资项目全部停工，在投资较为集中的基建、电信等领域损失更是重大。而且在利比亚的中方人员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要求有关方面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全力保障中国驻利比亚人员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国务院成立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中国驻利人员撤离及有关安全保障工作，累计撤离中国公民多人。这次撤离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的行动。除了采用包机撤侨外，中国空军出动4架伊尔-76运输机、海军出动舰艇1艘。中国的撤侨行动还得到了马耳他、土耳其、约旦、希腊等国的配合与帮助。中国的撤侨行动非常成功，但是从撤侨的巨大数量已经不难看出中国经济损失之巨大。“由于政局动荡，某钻探工程分公司在利比亚等中东、北非地区的6个海外项目合同终止，影响公司全年营业收入约12亿元”。中国有75家企业在利比亚投资受到严重影响，涉及金额约亿美元。
（二）动乱
动乱带来的安全风险是非常大的。动乱是指一些事件引发的骚动、变乱、动荡及混乱状态，是持续较长时间的安全风险，而且容易造成多起安全事件同时发生。
20世纪90年代，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印尼出现了排华运动，大批华人在骚乱中丧生，不少妇女受到凌辱。年6月，所罗门群岛因内战升级、国内陷入无政府状态。该国首都霍尼亚拉发生骚乱，许多华裔商店遭到打砸抢烧，多名华人在我外交机构的帮助下紧急撤离。年11月，法国巴黎郊区因两名少年意外触电身亡而引发骚乱的过程中，13间华人仓库被焚毁，损失超过万欧元。年4月18日，所罗门群岛因为选举不公再次发生动乱，紧邻议会的唐人街中大部分华人华侨的商店被打砸抢烧，中国政府再次紧急撤侨多人。年11月16日，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因为反对派不满政府改革而发生动乱，部分政府设施被冲击，多家华人商铺被抢被烧。年9月，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排华骚乱，全国第三大城市芒特哈根多家华人商铺和仓库被烧，许多店铺遭到抢劫和破坏。
年5月南海争端激烈时期，越南当局放纵的对中资企业的打砸抢行为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也导致了大量的财产损失。年4月27日，几内亚一个铝土矿开采区发生骚乱，一些中国公司牵涉其中。当然这起骚乱事件与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几内亚国内社会动荡不安，铝矿开采业频繁罢工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武装冲突
武装冲突对安全的影响非常大。所谓武装冲突，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有组织的武装集团或人员所进行的暴力互动。所谓的暴力互动，即事件中有武力的使用，武力包括可以伤害对方的各种冷、热兵器。
武装冲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安全造成最直接和严重的冲击。“据统计，年全球共发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58场，涉及44个国家，其中56场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和延伸地区，涉及41个‘一带一路’沿线和延伸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要穿行北非、中东、东南亚、南亚、西亚、东欧等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恰位于‘冲突集中地带’。”
武装冲突给中国海外利益造成损害也比较大。如年11月，在约旦发生连环爆炸案，国防大学代表团成员3死1伤。年12月，阿尔及利亚发生两次爆炸，中国工人1死7伤。
（四）海盗
海盗对境外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较大威胁。海盗是指专门在海上抢劫其他船只的犯罪者。海盗通常以犯罪团体的方式行动，而且有武装。海盗也属于安全风险的范围之内。
西非沿岸、索马里半岛、红海、亚丁湾、孟加拉湾及马六甲海峡等附近水域海盗活动比较频繁，对各国的对外贸易、能源运输、海上作业等构成了现实威胁，中国的过往船只和人员安全受到了威胁。
年3月，在斯里兰卡海域，海盗船炮击导致了“福远渔号”沉没，17名船员失踪或死亡，其中中国船员15名。年4月，在索马里海域，海盗劫持中国台湾渔船“庆丰号”，劫持3名中国船员，1人被枪杀。
我国针对索马里海盗问题，采取了亚丁湾护航模式，现在已经常态化。从总体看，情况有所好转，但风险仍然存在。
（五）恐怖主义等暴力袭击
所谓“暴力袭击，是指一个有组织的实体（包括政府、反政府武装、恐怖组织）发起的针对非武装目标（包括平民、企业或除军队和警察之外的政府机构）的暴力行动。这一类型有两个特征：一是使用暴力手段，既包括武器的使用，也包括针对目标的伤害行为（绑架、谋杀、虐待等）；二是针对非军事目标”。如果武装袭击的目标是军队或者警察则属于武装冲突的范围。
暴力袭击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损害和威胁是非常严重的，其中恐怖主义危害最大，恐怖主义几乎成为中国海外利益面对的最大的危险。中东、中亚等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其中，尼日利亚、苏丹、阿富汗、伊拉克、南苏丹、利比亚等国是重灾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事关中国国运，恐怖主义已经是这个重大项目面临的最大现实威胁。
恐怖活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安全形成最严重的袭扰。“据不完全统计，年世界各地共发生0多次造成伤亡的恐怖袭击事件，涉及80多个国家，其中约85%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和延伸地区，涉及6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和延伸国家。”目前来看，中亚、非洲、东南亚地区的“中东化”危险加剧，恐怖主义风险上升，其中中亚和中东地区狂热的宗教组织较多，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世俗化的极端组织较多。极其狂热的宗教极端组织，其成员从上到下都相信宗教极端思想，这导致他们较少考虑现实中的政治利害关系，往往规模比较小，但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较强。世俗化的极端组织虽然也打着宗教旗号，但上层领导人实际上只是利用极端主义思想来扩大影响，因此这类组织在政策上也较为灵活，庞大而松散，组织发动袭击的能力下降，其成员的狂热程度和战斗力较差。从军事素质上说，极端势力具备一定程度的作战能力，因而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造成威胁。中亚中东等地的不少极端组织成员作战经验比较丰富。东南亚的武装组织长期与各国政府军作战，特别善于利用当地的地形和气候，也能在袭击之后迅速隐蔽。而非洲许多武装组织虽然人数众多，缺乏训练，机动性强，善于利用当地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保存自己。
年6月，在菲律宾，武装分子劫持中国公司项目人员，4人遭劫持，2人被枪杀。年4月，在伊拉克，武装分子劫持中国公民，7名务工人员被劫持。年5月3日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6月10日在阿富汗，10月9日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分别发生了以中国人为杀人目标的恐怖袭击事件。年2月，在巴基斯坦，中国某设计院工程人员遇袭，3人死亡。年1月，在尼日利亚，发生中国工人遇袭事件2起，14名工人被绑架。年4月，在埃塞俄比亚，武装分子袭击中国公司项目组营地，中方9人死亡，7人被绑架。年7月，在巴基斯坦，中国公民遇袭，3人死亡、1人重伤。年10月18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9名工人在苏丹西部地区遭武装分子绑架，其中5人遇害。年11月在马里，某央企3名中方高级管理人员在恐怖袭击中身亡。年3月8日凌晨，某中企位于马里中部距首都巴马科公里处的项目工地现场及营地遭遇25至30名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吊车、发电机等施工设备及物资被毁，中方人员财产被抢、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年8月20日，一群南非中国留学生遭持枪劫匪抢劫，其中１人中弹身亡，年仅１９岁。
可以说，日常的安全风险防范主要是应对恐怖主义和海盗袭击等，重点在于关键时刻有效应对战争、动乱和武装冲突等。
针对安全风险能够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强安保公司等民间安保能力建设；在对象国国内，寻求当事国警察保护，特殊事件需要通过加强警务合作来解决，在经过必要国际法程序后，中国警察予以补位；在对象国国内，寻求当事国军队保护，在经过必要国际法程序后，必要时中国军队予以补位、直接采取保护行动。在国际公共区域，中国军队采取直接保护措施。
二、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指的是，对象国发生的政治事件或者该国与其它国家的政治关系发生的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具体包括政权更迭、大国干预、重大政策变化等情形。InternationalCountryRiskGuide提出：“政治风险包括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投资概况、内部冲突、外部冲突、腐败、军队干预政治、宗教关系紧张程度、法律和秩序、种族关系紧张程度、民主问责制、行政机构等。”当然，也涉及外交关系的变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既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实行西方式政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实行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决策面临不同的国内制度运行成本，同一类型政治制度国家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差异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会对政府的具体政策形成有力影响。这些制度体制的巨大差异无疑增加了沿线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东南亚、中亚、中东地区，一些沿线国家的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政党斗争激烈，政局变动频繁，甚至内战冲突不断。中国对外投资的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有赖于有关合作方的政治稳定性、政策延续性和对华关系状况。
“对象国政局和外交政策是否稳定连续，是进行经济合作最起码的条件，这方面，中东国家的政治风险十分突出。过去相当长时期，中东国家基本都是威权统治和强人政治，政局长期保持‘超稳定结构’。但年中东剧变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政权相继垮台，随后启动的‘民主转型’又使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出现政府掌控能力下降、权力内耗加剧、安全形势恶化等一系列新问题。埃及三年两换总统，教俗和安全矛盾日趋突出；突尼斯转型艰难，年新选总统埃塞卜西已88岁高龄，任期恐难完成；利比亚面临‘两个议会、两个政府’，民兵组织拥兵自重，该国已成极端势力活动大本营；叙利亚内战犹酣，巴沙尔前途未卜；也门胡塞武装相继占领首都萨那和重要城市亚丁，最终引发沙特等国武力干预；伊拉克‘一分为三’态势明显。即使那些躲过‘政权更替潮’、政局暂时稳定的国家，国内形势也不乐观。一是政治继承危机日趋凸显。沙特老国王阿卜杜拉年1月以90高龄谢世，继任者萨赫曼已79岁，其上任又公然废掉副王储穆克林，任命其侄子、第三代亲王那伊夫担任副王储。历史经验表明，当王位继承从‘兄终弟继’转向直系继承时，往往是最有可能发生动荡的时期。其他国家‘老人当政’问题也十分严重：阿曼苏丹卡布斯希尔73岁，且无子嗣；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已经77岁；苏丹总统巴希尔70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75岁。这些国家新旧更替迫在眉睫，隐含极大政局和政策变动风险。”此外，在非洲等地区，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和工业化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国家政局动荡不安。也有某些政治势力还可能出于自身政治目的误解或歪曲“一带一路”战略，借机煽动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蓄意阻挠“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中国在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家遭遇的投资困境和风险损失值得高度重视。
（一）领导人变更
“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政治风险研究除了包括制度层面的研究外，还包括非制度层面的政治状态和政治规则研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存在着很多政治不稳定国家，既定的政治制度不一定能约束政治家和政党的行为准则，经济政策、族群问题、宗教问题、公共福利政策都有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国际经贸合作与投资也经常被国内政治斗争所绑架，成为政治动员和选举中的工具。如缅甸军政府与昂山素季的政权交接。
以中国在缅甸实施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为例。缅甸是陆地上联结东南亚与南亚、中东的必然通道，也是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得其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缅甸自从独立以来长期为军政府领导，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年，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执政地位。但是，长期困扰缅甸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化解，严重的政治秩序问题仍然影响着缅甸的对外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分离运动也是缅甸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缅甸北部地区争取民族自治的少数民族与政府之间长期处于武装冲突的状态，大量流亡在外的罗兴亚人长期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无法享受到基本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这种由于族群矛盾、政党斗争和政治轮换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是长期困扰缅甸对外经济合作的主要问题。面对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很多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被迫搁浅，特别是在政权轮替之后处于瘫痪状态。分裂的地区利益和族群矛盾令新政府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步履蹒跚，政治矛盾和族群冲突正在损害着政府的公信力，新上任的昂山素季同样面临着国家治理能力的质疑。由于缅甸政局近年来发生的剧变，此前军政府签署的不少商业协议遭到冲击，令缅甸投资环境与政策的确定性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年开始，先后叫停中缅合资密松水电站、莱比塘铜矿等重大项目。
年5月10日，在马来西亚93岁的马哈蒂尔带领“希望联盟”击败了纳吉布领导的“国阵”（以巫统为主），再次当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在民族政策上，压制华人，扶持马来人。纳吉布年任副总理，年当选总理，曾因“一马公司（1MDB）”案涉及贪腐。由于涉嫌洗钱，“一马公司”还遭到了美国、新加坡、瑞士等六个国家的调查。年7月，美国司法部启动历史上最大规模资产没收行动，将非法挪用资金的“一马公司”资产充公。年11月24日，中国广核集团以23亿美金现金收购“一马公司”旗下所有能源资产，包括位于马来西亚、埃及和孟加拉等5个国家的13座电站。年12月，中铁工程总公司与大马华人富豪林刚河联手，收购了“一马公司”拥有的一块吉隆坡中心地区地产60%的股份。年10月，纳吉布访华，时间长达7天，签署了“一带一路”相关协议。中马双方就投资某岛、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耗资亿美元）、以及马来西亚城等问题达成了一致。年1月，碧桂园和大马一家公司投资元亿人民币开发“森林城市”项目，遭到马哈蒂尔在博客上的攻击。截至目前，中方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已经超过亿美元。年5月10日，马哈蒂尔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新一任总理。马来西亚领导人的更迭使得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充满变数。年7月4日，马来西亚政府下令暂停由中国企业承建的价值约亿美元的三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东海岸铁路（EastCoastRailLink，东铁）项目以及两条造价均超过10亿美元的管道。根据《金融时报）5日最新报道，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证实，在前一天宣布暂停三项中资承建的项目后，当天暂停了一条造价为33亿元人民币连接马六甲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天然气与石油管道项目。管理东海岸铁路项目的政府公司马来西亚铁路衔接有限公司（MalaysiaRialLink），以及由马来西亚财政部主管、负责监督两条管道的苏里亚战略能源有限公司（SuriaStrategicEnergyResources），7月4日分别致函这三个项目的中方承建商，发出暂停合约的指示，理由是成本过高。在马哈蒂尔访华期间，中马双方就上述问题达成谅解后，马哈蒂尔又对“森林城市”项目是否向外国人出售、“马中产业园”建设围墙发难。后来的结果是一些项目停止，另外一些能够推进的项目中方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年2月24日，马哈蒂尔辞去总理职务。年3月2日，马来西亚第8任总理毛希丁-亚辛正式上任，中马合作又将面临新的变化。
（二）政党轮替及反对党作用
当今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国家实行两党制或者多党制。这就必然会出现执政党的执政行为面临反对党的监督与挑战，而且执政党将面对选举的考验、不一定能够连续执政。这会对中国的对外投资等造成现实困难与挑战。
年5月，加拿大诺兰达公司大股东布拉斯堪（Brascan）宣布出售诺兰达公司。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提出了收购诺兰达%已发行普通股，报价为公司特定时间段内股票价格溢价5-10%，采用现金为主要支付方式，不裁员，向股东配发诺兰达所持有的股票。这一方案使得9月底，诺兰达宣布与五矿进入排他性谈判。但是10月，加拿大左翼反对党新民主党公开反对收购计划。虽然，当时的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表示支持中国五矿的收购计划，但是该项收购最终还是遭遇失败。
在与斯里兰卡的经济合作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也曾经经历过由于对象国政党轮替而导致项目暂停和搁浅的情况。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交通要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战略中的重要结点国家。斯里兰卡港口局于年提出“展望年——丝路上的卓越物流”的总计划，把原来的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将从集装箱中心调整为全球物流中心。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加大了对斯里兰卡的投资。年1月，斯里兰卡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原总统拉贾帕克萨意外落选，反对派联合候选人西里塞纳成为新总统。反对党候选人西里塞纳在竞选期间通过对拉贾帕克萨德贪污腐败和民族歧视的批评赢得了选民，在这种选举宣传策略下，中国不幸沦为该国内党派竞争的工具，中国企业参与的众多项目因此而遭受猛烈抨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投资的港口项目被新政府以“缺乏透明度”“重审环境评估”为由而叫停。
年11月4日，某央企率领的国际联合体中标了墨西哥城到克雷塔罗的公里的高铁项目，但是在11月7日，由墨西哥总统宣布撤销投标结果。墨西哥国内反对党以“其他有竞标意向的公司没有充足准备时间为理由”指责政府，墨西哥政府为“避免有关合法性和透明度的任何争议”，撤销招标结果。
（三）政变及政权更迭
“有些东盟国家，如缅甸、泰国等，国内局势不稳社会动乱时有发生。倘若中国的投资项目卷入其中，可能会遭受损失。可以说这方面的教训屡见不鲜，例如：在南苏丹、利比亚和委内瑞拉，中国的投资都遭到了重大损失。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ISIS）的突然崛起也让几年前刚刚进行了重大投资的中国石油企业面临巨大的风险。
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通常都是走上层路线，这本是比较有效率和正确的选择。但是由于相关国家政局不稳，所以经常出现已经建立了重要合作关系的重要岗位上的人员一旦被换掉，而导致我们很被动的局面。所以就必须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