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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琦。
我曾先后在荷兰、纽约、悉尼做过三任侨务领事。
年3月19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侨务干部中要增加归侨干部的比重。年7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外籍华人专家之后,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重要谈话,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年初,国务院侨办决定在国外司新设科技处,负责调研、联系、接待海外的各类华侨华人专家学者,安排他们同国内进行科技、学术交流活动。这是我转行介入侨务工作的大背景。
当时我所在北京化工学校教仪表专业教研组因为学生就业前景不看好,要撤销,归侨朋友们便把我介绍到国务院侨办,经过后来担任国外司司长的彭湛东面试后,加入了科技处。
我是归侨,有英语、印尼语以及闽粤方言基础,又有工科学位,这些条件,适合做科技处的工作。
当时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百废待兴”,资金、人才、智力,是最紧缺的。我们接待过航天、航空、材料、农业、制造业、经济、金融、股票证券市场等方面的华侨华人专家学者,或者通过华侨华人联系到更多国家的专家学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献计献策。
在机关的工作中,我积累了许多侨务方面的知识,提高了文字水平、政策水平和办案能力。
领事缘
我的“领事缘”起于年,我10岁,那时的印尼坤甸市有中国领事馆办事处。我因为字写得比较好,假期被母校华中附小派到中华公会,帮助中国领事馆誉写文字资料。工作是义务的,仅中午有一包鸡饭吃。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应邀到中国领事馆办事处看了一场电影《无名岛》,领事官员穿着白衬衣,在门口欢迎我们,和我们握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领事官员,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和羡慕。我回国时所乘光华轮上最高处的房间,是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苏生的。我的归国证明书(我当时未成年不发护照)上就是他签发的。我常上甲板看大海,路过他的房间就进去玩,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和亲切。我在百度搜到:"年9月25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尼驻华使馆,对印尼政府悍然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吕子波和二等秘书兼领事苏生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境的暴行,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20多年后,我自己也做起中国领事来了。
领事的生活待遇
我的第一任领事工作是年6月至年11月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外交职衔为二等秘书。月工资美元,这比起早期的驻外人员的待遇其实已经高了许多。
第二任是年4月至年10月在纽约。官衔一等秘书,月薪美元。
改进的地方:孩子假期可以自费来探亲;伙食、租房费用自理。
第三任是年12月至年7月在悉尼,官衔一等秘书。这时月薪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未成年孩子可以随任,孩子除了也享受外交护照待遇外,其余完全自费。假期的安排也灵活多了。因此,我有机会在任内于年到印尼去参加校友会活动并回到坤甸去看母校老校舍,去凭吊父母和故兄姐。此任还赶上两次改革:年增加“车补”--即汽车补助费,累积三年相当于购买和保养一辆中小型车的费用,从此馆员个人购置汽车,不论公用私用,保险燃料保养等费用全部自理;年下半年开始,月薪再次提高,一秘可达美元。从此,除了住房以外的一切私人开支全部实现自理。
在此之前外交官们拿的是双份工资,国内一份,国外再拿和国内等值的一份。国内大学毕业生56元要拿好多年甚至十几年。可以想象,国外这等值的一份也是少得可怜的。而我在荷兰领取的这美元是可以装在自己钱包里,留着回国买“大件”(冰箱彩电)的。也就是说,在国外,吃饭、住房、开车,这些开销都是公家报销的。
最大的问题是家庭聚少离多。这种情况常常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终生的遗憾。据说我之前的中国驻外使领馆,除了一把手(大使或总领事)之外,都不带配偶,除非两口子都是外交官。轮到我去荷兰的时候,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允许有条件(满足以下之一:二秘、15年工龄、第二次外派常驻)带配偶,但都不能带孩子。
侨务领事工作
国侨办人事司对我是信任的,我的三次外派都是被委以重任。我是国侨办派驻荷兰的第一任领事,是打头阵的,要巩固侨办的岗位,必须干好工作,打好基础。而我第二任和第三任的纽约和悉尼,则分别是北美和大洋洲的大码头,侨务工作量非常大。
侨务领事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只要是和华侨华人有关的事情,别人不分管的,侨务领事都管。一般是华文教育、信访、联系侨团、涉台侨务等。在一些编制少的馆,甚至包括领事保护(中国公民事务)、签证、护照、公证、认证等所有领事业务。
我年到荷兰上任之后,领事工作量很大,特别是风波过后,有诸多解疑释惑的工作要做。但侨务并没有“单列”,我必须兼做其他的领事业务。这样的“兼职”,虽然占用了许多做侨务搞调研的时间,但也给我的侨务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当我的工作对象需要这些领事服务的时候,我就能办理。
我在荷兰工作的一半精力是联系印度尼西亚来的华裔。为此,在上任之前我还“恶补”了多年不用的印尼语。印尼曾经是荷兰长达年的殖民地。年苏哈托推翻苏加诺上台后,对印尼共产党斩尽杀绝,有少量苏加诺总统的拥护者、印尼共成员、同情者、左派的华人流亡到欧洲,他们仍然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