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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及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神话传说、口述历史以及宇宙观时，可以清晰地发现南太平洋岛民并不是如我们设想地来看待世界。除了陆地之外，他们的思想世界还包括海洋、星象、天人关系、阶层化的众神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岛屿面积相比，这个思想世界并不“狭小”。太平洋岛国位于万里之外的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几个世纪以来，被海洋和山脉分割开的太平洋岛民发展出了多种语言各异的微型文化。以这些微型文化所构建出的文化圈来区分，又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次区域，分别为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美拉尼西亚群岛和波利尼西亚群岛。近代来华传教士玛吉士的《地理备考》、马礼逊的《外国史略》等著作对该地区进行了介绍。19世纪中后期中国印刷的图书报刊中已经出现了关于这些岛屿的零星报道，魏源的海国图志》卷十六《东南洋海岛之国》中对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岛、汤加岛、诺福克岛等岛屿进行了简单概述，在随后出版的《北华捷报》（TheNorth-ChinaHerald）、《格致汇编》《万国公报》等报刊中不断刊出关于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商贸情况的论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对大国在殖民地的争夺和国际关系变化的了解，中国的报刊对此地区的报道才逐渐增多。相较于对其他大国的描绘，中国史书中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历史文化记述几乎是“空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太平洋岛国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的沿线国家，太平洋岛国概念越来越为民众所知。由于距离之隔，多数人并没有机会到太平洋岛国去调研和交流，对当地的习俗、传统、文化更没有深入地认识和体会。“太平洋模式”经常见诸报端和学术论文，然而至今尚未见到对其深入的解析。笔者结合田野考察和学术研究，对其略作陈述。

节制、尊重、包容和共识性

“太平洋模式”此处特指“太平洋岛屿模式”，英文为ThePacificWay，学界约定俗成将其译为“太平洋模式”。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太平洋岛国习惯使用“太平洋模式”概念来定义自身，从狭义来看，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将其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区分开来。年，时任斐济总理拉图·卡米塞塞·马拉（RatuSirKamiseseMara）在联合国提出这一概念。这是太平洋岛国在反殖民主义浪潮中的一种含蓄表达，象征着一种太平洋岛屿特定的世界观，即强调节制、尊重、包容和共识性对话。广义上的“太平洋模式”是指基于南太平洋岛屿地区人民长期形成的思维、生活、处事方式以及延续多年的习俗、传统，它更侧重于岛国文化的本体。身份因素（文化认同）与物质互动（贸易、投资、人员流动）对太平洋模式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太平洋模式的实际效果来看，首先，太平洋模式唤醒并强调了太平洋人民在迁徙中重塑了对自身的认同和文化的传承。越来越多的岛民在环太平洋国家定居，全球迁移已成为必然。还有些岛民选择在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内迁移，土地竞争以及接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将岛民推向城市中心。尽管有些移民最终返回了本岛，但更多的移民选择了永久性地迁移。移民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建立了社区。新西兰奥克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波利尼西亚文化圈示范型城市。城市中不仅有大量新西兰本地的毛利人，还有来自萨摩亚、汤加和库克群岛的移民。关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北马里亚纳北部的居民。世界市场体系的全球化与一体化改善了生产工具并提高了效率，但同时也对太平洋人民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从文化角度来体会，新移民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诠释能力。对那些与自己的土地和其他精神图腾疏远的岛民后代来说，随着传统知识的丧失，很难找到自身与文化传统的维系途径，太平洋人民的文化特性变得愈加难以保留。太平洋模式的提倡，旨在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重塑个人或者集体的身份认同和情感深度。

其次，太平洋模式解释了何为以“太平洋时间”为核心的生活方式。读者可能听说过“斐济时间”（FijiTime），较少听说过“太平洋时间”。事实上，南太平洋岛屿地区都形成了类似的生活模式。“斐济时间”这一概念通常指的是对充分休闲的保障，它与“岛屿时间”或“太平洋时间”的概念是同类产物。19世纪初，根据清教徒和新教的传统，懒惰被当作一种恶习。斐济在30年代卫理公会传教士的影响下，对土著人民的管理建立在严格的纪律基础上，采用时间作为生产的衡量标准，这与岛国人民奉行的“太平洋哲学”中“努力和忙碌的想法与时间的利用并没有天然的联系”相冲突。土著人民并不愿将时间的利用作为个人道德价值的评判标准，这不是懒惰和逃避的借口，而是他们提倡的生活方式。在听到音乐后，岛国人可能把工作和家庭以及生活压力统统抛在脑后，对安逸、快乐的追求在人们的生活中如同食物和生存般同样重要。

再次，太平洋模式体现了岛国人民对海洋文化的崇拜与归属。斐济人作为海洋文化的代表，“鸟、树、鱼”所指代的精神、自然和人共同构成了国家和世界的主要元素。在这些元素中，海洋是文化之源。西方学界对南太平洋岛屿地区有两种指称，一种称为“海洋之岛”（islandinafarsea），另一种称为“群岛之洋”（aseaofislands），太平洋岛民更愿意接受后者，它反映了岛民两千多年来一直以海洋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态度。汤加学者豪欧法（EpiliHau’ofa）更喜欢用“海洋子民”（oceanpeople）这一概念，这反映了大部分岛国本土学者视海洋为他们的民族起源之地和精神归属之地。海洋不仅提供了食物和生存空间，还提供了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和探索。

年6月5日，在联合国海洋会议上，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TuilaepaSaileleMalielegaoi）提出了“蓝色太平洋”的观点。他指出：“蓝色太平洋”旨在基于对我们共享的“海洋身份”“海洋地理”和“海洋资源”的明确认识，重新发掘我们在太平洋共同管理下的集体潜力，通过将“蓝色太平洋”置于政策制定和集体行动的中心来加强作为“蓝色太平洋大陆”的集体行为，以实现本地区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的愿景。他的这一提议获得了南太平洋岛屿地区领导人的集体认同。太平洋模式承载了岛国人民的文化基因，这是当今太平洋岛国文化得以发扬的基础。

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洋模式也是该地区岛屿和国家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使太平洋文化保持活力的机制。南太平洋岛屿地区非常重视传统、习俗和文化的传承，多数岛屿国家都将保护习俗和传统列入宪法之中。酋长是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传统领导人，在嫁接了现代政治制度之后形成的现代国家体制中，酋长制依然在多数岛国（岛屿）的中央和地方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岛国设立的酋长院以及地方议事决策机制中都有所体现。土地在太平洋岛国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土地仍然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土著群体以神圣和灵性的眼光来看待土地，当前一代人也将土地视为他们的责任。为此，在太平洋岛国都有专门设置的土地法院或信托管理机构，来保护土著居民的利益。这种与现代管理体系相结合的混合型手段，使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得以巩固的同时，也顺应了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规律。

太平洋模式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一成不变的概念，从与世隔绝的状态到殖民主义者的到来，再到非殖民化运动的开展和延续，太平洋模式不断地被建构、被解构再被建构。自岛民与外部世界交往以来，南太平洋岛屿文化已经在宗教、语言、生活方式、教育、艺术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在不同岛屿存有一定差异，但是太平洋模式的确立成为认识和了解这一特殊海洋民族的钥匙。

（作者系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教授；《斐济日报》主编、南太平洋岛国亚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