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陈乔见

黄勇，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陈乔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年1月23日晚访谈，4月18日文字整理稿定稿。

上篇：

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策划了“21世纪前20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展开与前景”专题，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通过访谈的方式，来对21世纪前20年各自所在的领域做一个回顾和前瞻。他们委托我对您做一场有关“比较伦理学”的专访。确实，21世纪已经走过了五分之一，回首20世纪的前20年，那真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来自西洋的坚船利炮和思想学术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陈独秀主掌的《新青年》，对东西方伦理都有不少比较，比如“中国重私德轻公德”“中国重义务轻权利”“中国重家族轻个人”等等一些观点，都是在与西方相互比较的视野下得出的结论。不过，由于“救亡压倒启蒙”，那时的东西方比较更多地指向社会改造，对中国传统伦理批判和否定居多。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都大为不同，如果说上世纪前20年是中西“伦理比较”，那么我们最近二三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则更加回归学理，确属“比较伦理学”了。在此方面，黄老师无疑是一位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注意到您在世纪之交(-)担任“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主席时，于年在美国创办了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道：比较哲学杂志》)。我们就从这个协会和期刊谈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协会，当初创办这份杂志的初衷是什么？

先说协会，最早的时候是一些中国大陆到美国读书的学生成立了一些留学生协会，学历史的成立了“中国留学生历史协会”，学政治的成立了“中国留学生政治协会”，等等。我们这个实际上就是学哲学的中国留学生的协会，不过我们协会用的名字比他们更专业，叫“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虽然我们这个协会成立的时间相对晚点，大概是在年美国东部哲学学会年会上成立的。当初最早去美国读哲学博士的一些中国学生已经毕业，开始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任教，包括李晨阳、倪培民、姜新艳等，他们是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我自己是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后出去的，而且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再在美国读书，只是阴差阳错又在哈佛大学神学院读了一个学位（因我在复旦做的博士论文主要涉及中世纪哲学家阿奎那，所以在神学院旁听了一些课，其中的一位教授鼓励我再读一个神学博士），所以当初还在写论文找教职（我是年开始在美国正式任教的，但事实上当初还没有完成博士论文；论文是在年夏天完成并在秋天答辩，不过聘任我的学校说我已经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哲学博士学位，所以一开始就以正式的助理教授职位聘我）。我记得当初选协会第一届主席时，李晨阳和倪培民获得同样的最高票，后来是用扔硬币的方式决定由李晨阳任第一任主席，两年后换届时倪培民被选为第二任主席，而我是第三任主席。“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的英文名称是“AssociationofChinesePhilosophersinNorthAmerica”(ACPA)，这里的“中国哲学家”指的不是做中国哲学的学者而是研究哲学的中国人，因为至少在当初，我们中的大多人主要做的都是西方哲学。当然后来由于我们这批人的研究兴趣大多转向中国哲学，这个协会的性质也不知不觉中逐渐有了变化，看起来更像是做中国哲学的学者的协会。一方面，它开始吸收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非中国人，而另一方面，后来有些国内来美国读哲学博士的学生由于做的完全是西方哲学，他们也就并没有太强的愿望加入我们这个协会。

3、

陈：

看来这个协会起先是“在北美的中国哲学家”协会，似乎有点海外游子抱团取暖的意思，后来逐渐走向了“中国哲学在北美”的协会，更接近关于中国哲学的协会，较之于种族认同更为侧重文化认同。这份杂志跟这个协会有关系吗？

4、

黄：

有。这份杂志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挂着“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说起来，创办这份杂志有些偶然。在任协会主席时，我当初认识的一位朋友，叫ParvizMorewedge，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Binghamton)校区任教，主要研究中世纪伊斯兰传统中的神秘主义哲学，但同时又热心出版事业，成立了一个小型出版社，叫全球出版社（GlobalPublications），附属于他所在的学校。后来他离开了这所大学，便将它重新注册为全球学术出版社（GlobalScholarPublications）。有次开会时跟他见面，他知道我在负责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就说他愿意为我们协会出一套丛书。我就跟我们协会理事会的其他两位成员倪培民和王蓉蓉商量了一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可以顺便增加我们这个年轻协会的曝光率，所以马上决定了下来，将该套丛书命名为ACPASeriesofChineseandComparativePhilosophy，并马上准备该丛书的第一卷，即由姜新艳主编的《经由省察的生活：中国的视野》（TheExaminedLife:ChinesePerspectives）。

就在这第一卷出版之前，我的这位喜欢出版事业的朋友又建议我为我们的协会出版一份中西比较哲学的杂志。由于我们当初协会的规模不大，会员不多，而且在中西比较哲学方面已经有《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EastWest）、《中国哲学杂志》(JournalofChinesePhilosophy)和《亚洲哲学》(AsianPhilosophy)等成熟刊物，担心我们新办一个刊物可能没有优质的稿源，甚至担心我们的会员也不愿意将最好的文章给我们自己的杂志，于是我发电邮征询会员意见，虽然有个别的有我上述的担心，但绝大部分认为应该办一份杂志。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负责这个刊物，我就让倪培民负责那套丛书。在他负责下，这套丛书迄今出了大概有近十本书。除了姜新艳编的一书外，还有EwingChinn和HenryRosemont,Jr.编的《元哲学与中国思想：解释郝大卫》（MetaphilosophyandChineseThought:InterpretingDavidHall）,MartheChandler和RonnieLittlejohn编的《擦亮中国之镜：祝贺罗思文》（PolishingtheChineseMirror:EssaysinHonorofHenryRosemont），伍安祖（On-ChoNg）编的《理解的命令：中国哲学、比较哲学和本体解释学》（ImperativeofUnderstanding:ChinesePhilosophy,ComparativePhilosophy,andOnto-hermeneutics）,JayGoulding编的《中西跨文化：走向世界整合的哲学》（China-WestInterculture:TowardthePhilosophyofWorldIntegration）以及安延明的专著《中国哲学史上的诚的概念》（TheIdeaofChenginthe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等。

这样我就开始筹办这个新的中西比较哲学的刊物。首先是要确定刊物的名称。我们在协会会员的电邮群中展开讨论，最后觉得商戈令提出的Dao比较好，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涵括整个中国哲学，但考虑到这个名称对不知道中国哲学的西方人听起来有点神秘主义味道，我就坚持加了一个副标题，这样我们的刊物的完整名称就是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道：比较哲学杂志》)。在一开始，我们邀请了一些名人写稿子，比如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南乐山(RobertCummingsNeville)、黄百锐(DavidWong)、柯雄文（A.S.Cua）、安乐哲(RogerAmes)等，都曾经为我们供稿。过了两年，我们的稿子就很多了，我自此开始也不再邀稿了，而所有的稿子都需要经过匿名评审（在此之前邀稿不送外审），每篇两个评审，即使来自有名的作者也是一样。这样我们这个刊物逐渐成熟，特别是在第六卷（年）由比较正规的Springer出版（不久便收入AHCI）以后，成为与上述几家中西比较哲学的成名刊物不相上下、并驾齐驱、甚至有所领先的刊物。例如在年的刊物影响因子的排名中，在收录的种哲学刊物中，我们刊物是进入第一区（最高的25%）的刊物中唯一一种非西方哲学刊物。

5、

陈：

这份杂志不到十年就取得了如此好的成绩，实属不易。想必您也知道，这份杂志现在国内也很吃香，因为很多大学激励老师英文写作，在海外刊物尤其是在收入AHCI的刊物上发文。您之前也曾私下说起，因为坚持匿名评审，有可能为此“得罪”了国内一些学者。能否谈谈您办这份杂志所坚持的原则。

6、

黄：

在编这个杂志的过程中，我坚持几点。第一，我非常尊重匿名评审的意见。如果他们建议不录用一个稿子，即使我自己认为这个稿子不错，我也都不会录用。一方面，经常不尊重评审的意见，以后就很难有人愿意为我们的刊物作评审（你可能知道，在英语世界为刊物评审文章都是免费的）；另一方面，这会让我自己在面临熟人、朋友的被评审者拒绝的稿子时很为难，因为他们知道我可以推翻评审者的看法。当然这样做的一个可能弊端是一些真的优质稿件也会流失，但我觉得如果一篇稿子真的是优质的，作者可以将其投给其他刊物，而迟早会有其他刊物的评审者推荐发表的。第二，我决定不在自己编的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因为我们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匿名评审，而很显然我作为主编无法为我自己的文章安排匿名评审。与此相关，我让两位书评编辑全权负责书评，一个负责英文著作的书评，一个负责中文著作的书评（我们的刊物从很早开始就每期发表三篇中文著作的书评，三篇英文著作的书评，在有规律地发表中文著作的书评方面，我们这个刊物是非常独特的）。尽管如此，我要求两位编辑不要安排发表我自己所写、所编的书的书评。第三，自从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后，培养和接受了不少博士生。我鼓励他们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经常帮助他们修改文章，一直到我认为可以发表为止。这时我就会让他们投到别的刊物上。我跟他们说，至少他们开始的四、五篇英文文章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以后才可以考虑投到我编的刊物上。结果由于他们在别的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表过我自己的学生的一篇文章。

7、

陈：

确实，要办好一件事，甫一开始就要把基本原则或者说某种类似“宪法”的东西确定下来，而且，重要的是主事者以身作则，率先遵守。学术刊物乃天下公器，在中国这样一个所谓的人情大国，主事者确实需要把“宪法”写在心中。以我的观察，国内一些重要哲学刊物也愈来愈走向和信赖匿名评审制度了。从长远来看，这必将有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

8、

黄：

后来我又做了一套丛书，现在还是很有影响的。你知道，国外有很多出版社出版有指南（Companions）系列丛书，其中包括的题目会很具体。例如不仅会有《亚里士多德指南》（CompaniontoAristotle），还有《尼各马可伦理学指南》(Companionto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