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运用底线思维的百年考察

[摘要]底线思维是科学的认识工具和实践方法。回顾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坚持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成功应对风险挑战，妥善化解矛盾危机。在军事斗争中保存实力、争取胜利；政治建设中方向不偏、立场不移；经济建设中保持底色、稳中求进；作风建设中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启迪和精神滋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底线思维?百年考察

[作者简介]王炳林，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凯，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计量大学党委组织部干部（北京?）。

“底线”一词，有“最低的条件，最低的限度”之意。底线思维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凡事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底线思维是一种边界思维，设定边界，划出底线，从而保证事业健康发展，社会有序运行，若突破底线，就会发生质变，甚至走向反面；底线思维是一种风险思维，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凡事要把困难尽量想充分，向好处努力。底线思维不是消极被动，不是只守底线、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作为，打主动仗，打有把握之仗，所以底线思维实际上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战略思维。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运用底线思维进行系统考察，并总结基本经验，有利于汲取历史智慧，提升科学思维能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运用底线思维突出地表现在处理群众关系、把握斗争方向等若干重大问题方面。我们党维护群众利益，密切党群关系，划出底线，决不损害群众利益；坚持从严治军，加强纪律建设，把牢军队建设底线；坚持保存实力与争取胜利的辩证统一，作出转战贵州的战略决策；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从困难中把握胜利方向，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开新局。

一是在正确处理群众关系中守住底线。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是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发展起来，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初期，在还没有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下，首先是要坚决守住底线，绝不能损害群众利益。针对军队中曾出现的损害群众利益等现象，我们党划出了军队的纪律底线，保护群众利益。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时，当地正值红薯收获季节。在初次助民劳动中，有的官兵擅自吃老乡的红薯，引起群众不满。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部队到茶陵筹款时，毛泽东针对个别官兵将没收到的财物占为己有的情况，又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毛泽东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对军队纪律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政治本质，从而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军队建军的统一纪律，对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促进军民关系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是我们党在正确处理群众关系中对底线思维的运用和升华。

为了使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两个务必”，是对我们党走向全国执政的深刻警醒。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制定了六条规定：一、不做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六条规定”内容简练、内涵深刻、明确了边界，确立了规矩，实际上也是积极主动作为的战略部署，体现了我们党勤政清廉、艰苦朴素、务实谦逊的优良作风。

二是在军事斗争中把握底线思维。在长征过程中，如何冲破敌人“围剿”？如何在战斗中尽可能地减少伤亡，保存革命力量？这些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军在西进道路上经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付出了极大牺牲，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之战后，对于红军往哪里去的问题，有着激烈的争论。为保存革命实力、求得发展生机，必须到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决定改向贵州北部进军。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采取迂回战术，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红军赢得了主动。年2月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2](P)在保存革命力量的基础上，积极争取斗争胜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运用底线思维的重要特点，体现了我们党在军队战略战术中对底线思维的运用。

年，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延安，面对其兵分多路穷追不舍的攻势，毛泽东一方面坚守陕北，与国民党军周旋，一方面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三路分兵方案”。即：由毛泽东等同志率部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坚持斗争；由刘少奇等同志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刘少奇主持工作；以叶剑英等同志组成中央后委进入晋西北开展工作，党中央从而“一分为三”。这样既可防止“中央”被“一锅端”，又积极布下与国民党决战天下的战略格局，这是我们党基于底线思维形成的应对预案。根据会议决议，如党中央遭遇意外，将由中央工委代行党中央领导职能，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由此可见，在作出“兵分三路”预案时，便做好了最坏可能的打算。从划定军队建设的底线，到形成军队战略战术的底线思维，体现了我们党军队建设经验的不断丰富和革命斗争经验的逐渐成熟，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队伍保障和战略支撑。

三是在准备应对困难中把握底线思维。无论是身处困局，还是面对胜利，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预估风险、提高警觉，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科学思维方法和领导方法。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一口气列举了“十七条困难”，体现了鲜明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第一条，“外国大骂”。这里的大骂是指要有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报纸、通讯社骂我们党的准备，并且随着我们党的日益发展壮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第二条，“国内大骂”。这种大骂是国民党当局混淆视听、恶意中伤，极力传播我们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旨在告诫全党虽然现阶段革命形势大好，但不要忘却在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曾占去我们几大块根据地的教训。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要有“被他搞掉三分之一”，甚至“被搞掉一半”的准备，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有了准备就好办事。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要有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伪军马上就占了的准备。第六条，“爆发内战”，我们要用揭露等各种方法制止内战，也要准备蒋介石发动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旨在告诫在我们国家也有出现“斯科比”式人物的危险，慎防长期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解放军被进攻、爱国人民被屠杀的事件发生。第八条，“不承认波兰”，提出我们党得不到承认的问题。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这是基于形势出现不利情况后，有些党员跑掉了、散掉了的忧思。“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既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各方面都要估计充分。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面对华北华中地区的干旱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善于从天灾中学到对付困难的本领，从天灾中打出一条生路。第十二条，“经济困难”，毛泽东强调，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把学做经济工作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的重要方式。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既要有“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的准备，又要有“敌人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跟英、美讲和”的准备，并想各种办法对付之。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我们的同志被暗杀事件不在少数，要有所准备、以防万一。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要防止党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为此，毛泽东强调，有准备了，分歧就可能少一些；没有准备，分歧就可能多一些。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或因没有料到我们的困难，或因远水救不了近火等。这就需要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3](P-)毛泽东提出的第十七条困难是一个没有具体指向的困难，但又包含了所有未知却可能发生的困难，这本身就蕴含着鲜明的底线思维。毛泽东讲这些困难是提醒和告诫全党：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对待困难要透彻地想好。“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3](P)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要保持忧患意识，积极应变求变。“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4](P)用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准备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有了准备就能不遭受或者少遭受损失。

“十七条困难”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底线思维的直观反映，讲困难不是目的，目的是争取胜利。无论是对于事关前途命运根本性问题的忧思，还是对于具体工作可能会出现困难的预估，毛泽东经常强调，“要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3](P)从困难到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底线思维的充分运用，从最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也吃过不重视底线思维的亏，教训十分深刻。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多人，除约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和被俘。如果北移的决心早点下，就能赢得有利时机。这些血的教训，说明运用底线思维做好战略预判和战略准备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或避免损失。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党坚持和运用底线思维，我们党的事业就有取得成功的科学思想方法基础，什么时候我们偏离底线思维，我们党的事业就有遭受损失的危险。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5](P)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社会状况，如何应对国外封锁和战争威胁？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系列现实课题。这一时期，无论是进行三线建设，还是反对敌对势力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或者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

一是维护国家安全，进行三线建设。安全问题事关国家的根本利益，是革命工作的目的、建设发展的基础。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只有早部署、重防御，才能在面临威胁时赢得主动。毛泽东强调，“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5](P)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美国对越南北方侵略战争逐步扩大，苏联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周边形势日益紧张。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运用底线思维，坚持备战原则，开展三线建设。年五六月间，中央提出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候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有了准备就可能不打了”。[6](P)据不完全统计，年下半年至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大中型项目有多个。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核工业新基地等，都是其中的重点项目。[6](P)总体来看，三线建设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提高国家的备战能力和国防水平，对于改善国民经济布局、缩小区域之间差距、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三线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部署过急，摊子过大；注重战备要求，忽视经济效益，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三线建设对于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二是“一武一文”巧妙斗争，捍卫国家主权。国家主权事关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是最为核心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出现的最尖锐问题之一就是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年3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加紧制造“两个中国”，加强对台军事援助。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坚如磐石。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决定以炮击金门的方式提出台湾问题。金门炮声一响，美国急忙增兵台湾海峡。针对这一情况，党中央坚持底线思维，采取“一武一文”的应对措施。“一武”是继续实施炮击，以打击国民党的方式反对美国护航行动；“一文”即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对此，美国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阐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6](P)的鲜明立场。此后，台海军事斗争转向以政治和外交方式为主。炮击金门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和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险图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统一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年1月，周恩来归纳提出包含“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的“一纲四目”祖国统一构想，体现了我们党心怀民族大义，面对实际、从现实出发的精神，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是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在同美国霸权主义开展斗争的同时，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顶住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些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当即遭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坚决反对。毛泽东后来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6](P)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底线，是不能突破的边界。任何时期、任何势力、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国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7](P41)

底线思维是一种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思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把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改革过程中的风险挑战。邓小平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8](P)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成功应对各种挑战，有效化解矛盾风险。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底线思维的运用集中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对外开放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

一是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6](P)所有制是一种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社会性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经济制度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创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经济发展问题不仅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样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不能突破的经济制度底线。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9](P)从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论来看，邓小平强调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形成示范效应，从而影响和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促使整个国民经济波浪式向前发展，实现全国各族人民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明确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8](P)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促进共同富裕、避免贫富分化的根本之举。究其原因，这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内涵、形式和作用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建设的市场经济不是什么别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公有制占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鲜明标识，对于稳定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从基本内涵来看，公有制经济既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二是从实现形式来看，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6](P)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方面对底线思维的成功运用。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原则性要求，公有制经济要占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这种主导性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三是从具体作用来看，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有利于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又有利于激发市场经济的灵活性功能，实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经济形式活力的竞相迸发，从而全面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新时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道路时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啊！。”[8](P)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改革开放。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邓小平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0](P)

在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主基调。就具体的方法论而言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稳定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改革开放底线思维的具体运用，必须深刻把握其核心要义。邓小平对不安定因素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并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6](P-)稳定问题第一位的就是政治和政局的稳定。邓小平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保障，既是一种战略思考，也是一种底线思维，守住了底线，也就有了根本保障。

20世纪9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施加政治压力和实施经济“制裁”，面对复杂局势，党中央处变不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住了考验。政治稳定、经济稳定问题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正是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指引下，我国成功战胜了亚洲金融危机等不良影响。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实行比较谨慎的金融政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我国在危机中未受到直接冲击，金融和经济继续保持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顺利推向了新世纪。

三是对外开放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是要有效发挥内因优势；坚持对外开放就是高度重视发挥外因作用，就是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从本国实际出发，紧紧依靠本国力量和群众优势，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独立自主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真正的对外开放。我们党在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不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和活力。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是遵循国家性质和发展阶段。年11月，江泽民在谈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时强调了三项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要参加，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6](P)我国坚持从实际出发，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既是中国的政治选择，也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在长达15年的谈判中，中国始终坚持了这些指导原则。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高要价，从政治上、战略上考虑，党中央又相继提出了“态度积极、方法灵活、善于磋商、不可天真”和“态度积极、坚持原则、我们不急、水到渠成”等工作方针。[11](P)这里的“坚持原则”其实质就是对于底线思维的运用，就是坚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复关”以及“复关”后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问题等。同时，我国对于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根据自身国情、发展水平、承受能力，在不同的领域作出了不同的具体承诺，展示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全方位多层次和各方面。我们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变，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变，对外开放中独立自主的地位不变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底线思维的重要体现。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12](P)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也需看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新形势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们党保持忧患意识，运用底线思维，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既注重防范“黑天鹅”事件，又注重防范“灰犀牛”事件，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较优的环境和坚实的保障。

第一，在防范“黑天鹅”事件中运用底线思维。“黑天鹅”事件是指极其罕见的、出乎人们意料的风险。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艰巨，外部发展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经济运行呈现出稳中有变、稳中有忧的新特点。党中央未雨绸缪，旗帜鲜明地提出“六稳”要求。年新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面临共同威胁。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外部环境严重恶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和新风险。鉴于此，中央及时作出新的安排，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六保”的新任务，形成了“六稳”加“六保”的工作格局。无论是稳就业，还是保民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底线思维在治国理政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习近平强调：“要在‘稳’和‘保’的基础上积极进取”。[1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开展大会战，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惜一切代价，付出一切努力，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底线思维不是消极被动型思维，而是积极主动型思维，强调预知风险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变被动为主动。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坚持和运用底线思维，深刻把握“稳”与“进”的辩证关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好充分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

第二，在防范“灰犀牛”事件中运用底线思维。“灰犀牛”事件是指因太过于常见以至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从哲学理论基础来看，底线思维体现深刻的哲学智慧和辩证法思想，底线思维注重以矛盾的观点分析问题，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