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和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文明冲突”的支持者，在对这种单一划分的精深独到之处深信不疑的同时，更倾向于认为宽容是西方文明独特而持久的特征，并且可以追溯到历史深处。事实上，正是这一点被看做是各种价值观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导致所谓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坚持认为“西方早在现代化以前就已是西方了”。他引证说（除了其他的所谓独特之处如“社会多元主义”之外）：“（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传统在文明社会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日益普遍的看待文明区别的方式其实并非如一些人们想象的那样根源于西方传统的文化分析。例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在他那本影响广泛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中，在对西方文明和世界其他不同文明加以划分的时候，就给各文明内部的异质性以及各文明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似性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事实上，斯宾格勒曾论述道：“如果放在恒河流域的话，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特别是第欧根尼的观念中并无任何不合常理之处，然而如放在西方的大城市中，第欧根尼就会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傻瓜。”

实际上，亨廷顿的理论很难用经验来支撑。宽容与自由当然是近代欧洲的重要成就之一（除了某些偏离之外，例如纳粹德国，或者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葡萄牙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不宽容统治）。但是，要从这里找出一条独一无二的历史分界线——回溯到千年以前——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对政治自由和宗教宽容的支持，就它们当前达到的形式而言，并非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文明的古老的历史特征。柏拉图和阿奎那的思想中的威权主义倾向并不亚于孔子。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欧洲古典思想中曾有过的对宽容的支持，但即便把这作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亮点，包括从古希腊到罗马再到维京以及东哥特，类似的例子其实也存在于其他文明当中。

比如，印度的阿育王(Ashoka)在公元前3世纪就曾致力于支持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宽容，他说：“出于种种原因，其他部族的信仰总是值得尊重的”，这肯定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对宽容的政治捍卫行动之了。宝莱坞电影《阿育王》也许在细节上并非完全准确，但是它正确地强调了年前阿育王世俗主义和宽容思想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当今印度的持久意义。当后来的另一位印度皇帝、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在16世纪90年代于阿格拉发布类似的关于宗教宽容的敕令时，例如，“不应以宗教的理由而对任何人加以干涉，每个人都可以皈依他喜欢的宗教”，宗教裁判仍在欧洲广为流行，异教徒仍要被捆在火刑柱上施以火刑。

民主的全球根基

类似地，民主常常被视作西方思想的精华，而非西方世界对它完全是陌生的。这种关于文明的简单化思想因为美国领导的联盟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的过程中遭遇挫折而得到了某种支持。然而，如果把在战后伊拉克面临的困境的责任不是放在未经充分情报准备、未经充分磋商而仓促发动的军事干涉行动上，而是放在某种臆想的观点上，即伊拉克或中东或非西方文化不适合民主，这就真有混淆是非的危险。我要争辩说，在理解我们当前在中东或其他任何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方面，是完全错误的。

人们也常有这样的疑虑：西方国家会把民主“强加”给伊拉克或别的国家。然而，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中心点落在“强加”上——暗含着这样一种对民主的专属性的观念：民主属于西方，它是一种纯粹的“西方”思想，它只能产生并兴盛于西方。这是一种对民主的历史及其当代前景的完全误导性的理解。

当然，现代民主和公共讨论的概念在过去几百年间深受欧洲和北美思想及经验的影响，特别是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力量（包括孔多塞侯爵、詹姆斯·麦迪逊、托克维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民主理论家的贡献）的影响，对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疑问。但是要从这些相对晚近的经验外推，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构建起一种本质的和长期的对立，那是对历史的歪曲。

与根据近期经验去重新构建长期历史的似是而非的做法相对照的，还有一种更有历史抱负的推理路线，它特别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