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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可能是读者群体最大的文章类型。而在过去几年，就连学术论文或实验报告都在“大众化”，将原文拿到移动新媒体，进行包装推送，寻求与当下热点的契合点，试图以此扩大受众范围和影响力。

作为读者，我们的阅读形式在变，很久前买杂志期刊翻阅，前几年用电脑在网上浏览，如今打开手机在app上刷。

那些创下销量数十万册记录的文学期刊，将何去何从？

在纸质办刊时代，作家与期刊编辑的关系，就像电影《天才捕手》（）讲述的作家与图书编辑一样。在该剧中，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被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看中并推出的故事。后者也曾发掘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在那时候，文学与文学期刊、作家与文学编辑的命运之紧密也显而易见。比如，在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正是因为一批文学期刊的诞生或复刊，才产生了一群影响深远的作家。他们同样成就了文学期刊的地位。两者共同参与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进程。《新京报》近日专访文学期刊《花城》现任主编朱燕玲，探讨文学期刊的命运和现状。这不是对纸质的原教旨式怀旧。阅读在变革，我们都得革新。而在内容上，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一代作家的先锋性无论是否在减弱，就像朱燕玲所说，文学“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

采写

新京报记者徐学勤

在前互联网时代，作家的作品要被广泛阅读，主要通过报刊和出版两种媒介。因而，中国当代文坛的崛起，与文学期刊的发展几乎同步，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依靠文学杂志发表和成名，而杂志也有赖于优秀的作品赢得读者和市场。

现在被人们所热衷谈论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和文化热，实际上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中国文坛诞生了此后影响深远的众多文学和文化期刊，包括《十月》（）《钟山》（）《花城》（）《当代》（）和《读书》（）等等，由巴金和靳以在50年代创办的老牌文学杂志《收获》也在年复刊。

作家往往最早嗅到社会坚冰解冻的气息。在短时间内，文学期刊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兴起，它们为当代文学的萌芽壮大提供了阳光和沃土，一大批新生代作家通过文学期刊被读者所认识和接受，来自西方的实验性写作，也被中国作家们“活学活用”，以“先锋文学”的名义在文学期刊上轮番登场。

文学杂志一度成为文学青年手中的标配，成为市面上的紧俏商品，每期杂志轻轻松松可以卖出数十万份。其间，最突出的代表当属《收获》《花城》《当代》《十月》，它们被评论家誉为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如今公众耳熟能详的那些当代作家，最初都是通过这些杂志走入读者的视野。

《花城》丛刊第1期封面，图为徐匡木刻作品《草原诗篇》。

年是《花城》创刊40周年，10月15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笔会启动仪式暨《花城》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王蒙、李敬泽、张抗抗、孟繁华、贺绍俊、叶兆言、格非、毕飞宇、李洱、潘军、蒋韵、林白、北村、西川、张清华、何平、梁鸿、徐剑、阿乙、笛安等众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齐聚一堂，座谈会以“开放与坚守”为主题，由毕飞宇主持。

“先锋性”是众人在评价《花城》杂志时重复次数最多的关键词，也是《花城》区别于其他刊物的重要特点。作家们谈到，许多颇具实验性的作品，在其他地方发表不了，但是《花城》勇于冒险尝试。《花城》也敢于力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比如毕飞宇等人的处女作都发表于《花城》，至今，每期仍设有“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