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一如既往保持了水准，我真的太喜欢这个作者了，布莱森～我已经比较克制地摘抄了，但还是复制粘贴了很多：每次从北美飞往澳大利亚，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时候，没人问你对之有何感受，一天的时光便从你的手里被偷走了。我1月3日离开洛杉矶，14小时后到达悉尼已是1月5日。对我来说，没有1月4日。根本没有。它到底去哪里了，我没法告诉你。我只知道在地球历史上的这段24小时的时光中，我似乎并不存在。悉尼人在英文中被稀奇古怪地唤作Sydneysider（坚决站在悉尼一边的人），他们有着一种显而易见、不屈不挠的欲望向来客展示自己的城市。这个地方是白崖：这些住宅之中最张狂的要数深挖洞的地下汽车旅馆了，它已经成为吸引那些相对较少的游客冒险深入此地的主要理由。它是一座深深嵌入史密斯山山侧岩石的综合性建筑，有二十六个房间。在这建筑的岩石地道网里漫步，仿佛走进一部早期的詹姆斯·邦德电影——就是在这样的地下工事里，SMERSH间谍组织忠实的部下正在准备借助巨型磁铁用融化南极洲或劫持白宫的手段上台统治世界。掘地三尺的好处在你走进去的一刹那就明了了——这里的温度常年维持在六十七华氏度[插图]。房间非常好，除了四壁和天花板像洞穴且无窗之外，一切相当正常。照明关掉的时候，世界只剩下黑暗和静默。我个人可以申明，站在一众笑容满面的澳大利亚人面前，即使用最没伤害力的辞藻提到了有关囚犯的过去，都会感觉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我个人认为，澳大利亚人应该极度自豪，他们从最最不顺遂的尴尬局面开始，在遥远艰难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繁荣向上、生机勃勃的社会。这是极其不错的。即便亲爱的老爷爷年轻时候有点儿手脚不干净，那又如何呢？看看他身后留下的东西吧。现在很难想象20世纪50年代的悉尼是怎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它被世界遗忘，甚至墨尔本都令它相形见绌。在年的时候，该城还只有八百间旅馆客房，刚够一个中等规模的会议之用，而且晚上没一事可做，甚至，酒吧下午六点就打烊关门。而证明这个城市平庸的最好例子莫过于，歌剧院现在这个既有场地又有水景的大好地段当时居然是市政电车修理厂的所在。接下来发生了两桩事情。墨尔本获得了举办年夏季奥运会的殊荣——召唤着悉尼行动起来，如果这种召唤确实存在的话——悉尼交响乐团的头儿尤金·古森斯爵士开始鼓动建造一座音乐厅，尽管这个城市连个供管弦乐队演奏的像样地方都没有。在这般驱促之下，悉尼决定推倒摇摇欲坠的电车车棚，在其旧址建造一座值得称道的建筑。为了寻求适合的设计方案，悉尼还组织了一次竞赛，一班地方名流召开会议选择胜者。裁判们无法达成一致，就向芬兰裔美国建筑师埃罗·萨里宁征求意见，他在备选方案中挑拣了一番，选出一个被评委们否决了的设计。它的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三十七岁丹麦建筑师，名叫约恩·乌松。评委会遵从了萨里宁的意见，给乌松发去了消息，这不但可能使他们欣慰，也绝对为他们带来了荣誉。“这个方案，”用约翰·冈瑟的话说，“大胆，独特，选得出彩——当然还有麻烦，而且麻烦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出在那个著名的屋顶身上。以前还从没建造过一幢这么大胆倾斜、头重脚轻的建筑，没人可以为成功打包票。现在回头看，项目启动时的仓促可能反而拯救了它。一位主要工程师后来说，如果从一开始就有人意识到它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挑战，那它就永远不会获准兴建。仅仅确定建造屋顶的原则方法就花了五年——整个项目原打算耗时不超过六年——结果，建造的工作拖拖拉拉，用了差不多十年半的时间。最终的建造费用达到了沉甸甸的一亿零两百万澳元，是原先估算的四倍。有趣的是，乌松从没见过他的获奖作品。年，他在提高预算的争论中拂袖而去，再也没有回头。他也再没有设计出这样远近驰名的东西（他的其他主要项目都在丹麦：哥本哈根郊区的一座教堂、赫尔辛格和弗雷登斯堡的住宅等）。启动项目的古森斯同样也没有看见自己的梦想实现。年，在悉尼机场通关的时候，他被发现携带大量各式各样的淫秽制品，便被请到他处去发展自己龌龊的欧陆爱好了。这样，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嘲弄，他便在某种程度上享受不了自己最出色的那一下雄起咯。我发现猎人山的景致回报了我汗流浃背走过来的每一步——一个隐蔽的可爱小镇，有胖嘟嘟的石墙大宅，小盈盈的木头小屋，还有那商店铺面别致自然地簇拥在一起，往往还带着让人难以忘怀的古旧庄严的气韵。此处有一座可追溯至年的市政大厅，规模虽小却堂皇富丽。还有一间药店，从年开张营业至今，这在澳大利亚一定算是一项纪录了。每个花园都是难得的佳处，总有一抹海港的风景不张不扬地伏潜在每个角度的远景之中。我陶醉其中无法自拔。我进去的时候，房间里的灯光自动暗了下来。放了一点儿开场音乐，然后——令人陶醉的来了——一位身高大约6英寸的年轻女子从一张镶了框的相片中跨出来，在旧物之间边走边讲述19世纪40年代的考拉和那次越狱。我的嘴巴都张开来了。她讲解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旧物间走动，还与它们互动——她绕着书走，闲散地依靠在贝壳制成的盒套上。正如你所能想象的，我站起身，走近了看，我可以告诉你，不管离那玻璃有多近（我把脑袋顶在玻璃上，就像小孩子想要逗乐的时候那个样子），你都看不出端倪。身材好，全彩色，吐字清晰迷人，这么个相当漂亮的三维人物就在我的面前，只有6英寸高。这是多年来我见到的最可爱的东西。显然，这是自下方由某种方式投射播放的影片，可没有突突的声响，没有画面的凸凹，没有毛糙或扭曲的线条，跟真的一样。她是一张完美的小全息图。值得一提的是，叙述文字讨人喜欢、信息量大——是该类文字的典范。我看了三遍，印象深得不能再深了。“很好，是吗？”接待处的女士笑嘻嘻的，看见了我出来时脸上惊奇的表情。“是呀!”她料到了我的疑问，递过来一张解释其原理的覆膜卡片。这个演示是悉尼的一家公司做的，采用了一种广泛应用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光影技巧。基本上就是把影像投射到玻璃板上，那玻璃板摆得有技巧，正好观众看不见它。除此之外，真正的难点在于严格把握女演员的精确走位。这一准花了好几个月。简直棒极了。而且，我得这么说，如果他们找到法子让这个小人跳大腿舞，那他们就发财了。淘金潮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命运。在此之前，人们只能被一点一点地劝到此地扎根。现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涌起了移民潮。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该国收纳了六十万张新面孔，人口翻了一番不止。此番增长的高地在维多利亚，采金地最富饶的地方。墨尔本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悉尼，有一个时期，按人头计算，它还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但是金子的真正影响，是终结了澳大利亚作为流放之地的命运。伦敦意识到流放被看作是机会而非惩罚，罪犯渴望着被送往澳大利亚，将这个国家留作监狱的观点就难以为继了。直到年，才又有几船犯人被送至西澳大利亚州（他们在那里也会发现金子，同样数量可观），但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潮标志着澳大利亚不再是一个集中营，它开始成为一个国家。年4月，人们在扬镇的前身羔羊洲发现了金子，寻找发财机会的人大批大批地来了。到年，包括个中国人在内的22,个人在此开矿，每个人只有一片椅前桌下放置的大号小地毯那么大小的地儿。不用说，大部分人都没找到多少。很多开矿者开始对中国人看不顺眼了，后者似乎比欧洲矿工更心甘情愿地耐受酷热与贫困，而且相互帮助。人们觉得这种合作方式使他们不正当地占据了优势。另外，他们似乎找到了更多的金子。再加上，他们是中国人。结果，白人矿工决定去把中国人痛打一顿。他们觉得这肯定会使境况好转许多。于是，年年中，虽是小众但也有相当数目的白人矿工——似乎两三千人吧——聚集起来，闹起了事。这个事件组织严密。开场，闹事者弄来个铜管乐团，演奏《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和《马赛曲》，以及其他与群众运动搭调的煽动性曲目。他们还制作并举起一面巨大的旗帜，这面旗帜此后还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某种符号性事物。于是，乐队奏着这种通常只在周日下午公园音乐会上才能听到的曲调，矿工们行进在中国人聚居区，用丁字镐的柄或更加厉害的家伙见人就打，抢劫财物，焚烧帐篷。然后，就为了给这天的活动画个句号，他们烧毁了政府大楼。后来，十一名闹事者受到审讯，但没有人获罪。显然，这不是澳大利亚人最为自豪的时刻。我没法告诉你骚乱的直接后果。曼宁·克拉克，他是个——我只能这么说——最让人愤慨的历史学家，他提到这场冲突中有一名欧洲矿工被杀，却一点儿没说有多少中国人死伤。他也没提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永远被逐出此地了吗，还是事情过去，他们继续开工了呢？可以肯定的是，羔羊洲事件导致了所谓白澳政策的实行，基本上禁止了任何非欧洲移民，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废止。它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在这里真的没想用双关语——浸染了澳大利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叫咖啡。似乎你得明确长度（主要分长和短）、颜色（黑或白），甚至还有与垂线所成的夹角（平还是不平），这些词汇组合使用，就有了多样的排列方式——“长黑”“短黑”，甚至还有“长短黑”。我高高兴兴地试验了不少时日，发现自己最喜欢“平白”。那一刻真是幸福之巅呢。我这是去看望老朋友艾伦·豪，很凑巧，正是他给我介绍了澳式橄榄球令人呆若木鸡的独特之处。近二十年前初见他的时候，我在伦敦《泰晤士报》做商业版的文字编辑，他则是对跖地来的乳臭未干的新人。我已在那里好几个月了，他来了，分到的座位在我旁边，做改稿校对的活儿。我不想说他当时实在年轻，可他毕竟还穿着童子军的制服哪。同样出生在前殖民地，我就罩他了，将自己所知倾囊传授。诚然，我所知也就三桩事情——伦敦的劳埃德保险社名字里有个所有格符号，而劳埃德银行则没有；连字符在公司名“里奥·廷托-锌矿石拣选集团”里面的位置放得很奇怪；而员工餐厅则在地下室——不过那年月，做商业报道，你也只需要知道这些了。他学得很快，不久就把我们都比下去了。我记得有一天，我正在跟某位同事争论“p/e比率”中的“p/e”到底是“阴茎嫉妒（penisenvy）”还是“爱德华王子（PrinceEdward）”，豪告诉我们那是“价格/收益（price/earnings）”的缩略，我就知道这个小伙子前途无量了。我得说，他没有让我们失望。他在《泰晤士报》出色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便回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成为默多克的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当上《星期日太阳报》的编辑，现在他仍然掌管大众读物的版面。我一想起他扎着小围巾，穿着蓝衬衫坐在泰晤士报社的样子，我这心里啊，骄傲之情就油然而生。对澳大利亚来说，那是个有趣的年代。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数百万外国人成为澳大利亚人，很奇怪，澳大利亚人也是同样的命运。我这才学到，年之前根本没有澳大利亚国籍这回事情。生在澳大利亚的人，在技术层面上，不是澳大利亚人，而是大不列颠人——仿佛他们来自康沃尔郡或苏格兰似的，是个英国人。他们效忠王国，英国人要打仗，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出发，为女王战死在海外的沙场。在学校，他们学习英国历史、地理和经济，勤奋刻苦的劲头仿佛从小在利物浦或曼彻斯特长大。我记得凯瑟琳·维奇曾在一封信中给我讲过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场景：20世纪30年代，一群学生坐在阿德莱德的教室里，看着窗外花开红艳艳的特洛皮树和一群群的笑翠鸟，学着苏格兰高山有多高，东英吉利的大麦产量有多少。澳大利亚人并非不明白这种状况之荒谬，但英国是他们的全部。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曾这样写道：“我这代的澳大利亚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长大。在迈出国门之前，我们从没见过一幢漂亮的建筑，几乎从没听人说过一种外来的语言，没看过一场演绎出色的戏剧，没吃过一顿有些讲究的精致饭菜，没听过一场好的音乐会。”最古怪的是，千百万的澳大利亚人，尽管其中大部分从没离开过这个国家，一辈子都奇怪而坚定地把英国视作家乡。直到晚近如年的内维尔·舒特的小说《在海滩上》，书中一场核战争导致澳大利亚成了地球上最后有人居住的地方，作者还让他的澳大利亚女主角悲叹：“我原打算三月回家去，去伦敦。打算了好多年的……真是太不公平了。”她用“家”指代了一个她从没见过，也再也见不到的国家。但就连舒特也写道，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很大的改变。二战时期，英国在缅甸和新加坡陷落之后撤出远东，突然弃澳大利亚于孤立的危险之下，它就此挨了一记闷棍。同时，温斯顿·丘吉尔这个既傲慢又魅力十足的男人要求澳大利亚的军事长官带部队转战印度——也就是，抛妻弃子，为更重要的帝国利益去战斗。澳大利亚人决定不干。他们留了下来，进行了后卫战斗，努力阻止日本人越过新几内亚。出了澳大利亚，没多少人意识到日本人逼近到了何种程度。他们夺取了所罗门群岛的大部分和新几内亚的许多土地，就在北方，仿佛做好了入侵的准备。澳大利亚军队知道已到绝境，制订了计划退缩至东南一隅，牺牲了几乎整块大陆，只希望守住主要城市。这不过是一个拖延战术罢了。幸运的是，美国海军在中途岛得胜，战斗的大潮移向他方，澳大利亚暂时获得了解救。澳大利亚逃过一劫，却留下两道伤疤——一是明白了不能指望英国在危急时来解救它，二是面对北方众多局势不稳的国家，感觉到自身极度脆弱。这两点在战后岁月里深深地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处世态度——现在亦是如此。澳大利亚被一种信仰攫住了，它必须殖民，否则就完蛋——如果它不利用所有空地，填满所有这些空旷的空间，那外人就要代他们把这事儿干了。于是战后，澳大利亚打开国门。在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它人口飙升，从七百万一直涨到一千八百万。单靠英国供给不了需要的人口数量，于是他们欢迎全欧洲的人，战后那几年尤其喜欢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这使得这个国家更加海纳百川，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突然之间，澳大利亚满是喜欢红酒、上等咖啡、橄榄和茄子的人，人们发现意面不一定非要是鲜艳的橘色，也并不一定是装在罐头里的。生活的基础和节奏整个改变了。各处都建立好邻居会社帮助移民安居乐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提供的英语课程受到了万人追捧。到年，澳大利亚可以自吹有了两百五十万的“新澳大利亚人”。当然，也非尽善尽美。在殖民的热潮中，某些移民的接纳缺乏深思熟虑，结果事与愿违。年到年间，诸如救世军、巴那多思儿童福利会和基督教兄弟会这样的儿童福利组织移送了英国孤儿院中至少上万的儿童，许多年纪小到仅有四岁。其动机出自真真切切的无私之心——人们觉得，孩子们在一个温暖的、阳光灿烂的、需要劳动力的国家能有机会过上好一些的生活——但执行起来，却常有欠细致周全。兄弟姐妹往往被分开，从此再不相见，而且很多孩子基本上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没有一点儿概念。在《帝国孤儿》一书中，作者艾伦·吉尔记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看见集合点的标牌上写着“Barnardo’sparty”（巴那多思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以为“party”就是蛋糕和冰激凌。另一个孩子在船开出泰晤士河的时候问，他们是不是还赶得上回家喝下午茶。其他故事也大同小异，一样辛酸。还有那很可耻的白澳政策，它允许移民官使用要求“不受欢迎的人”通过官方选择的任意欧洲语言（包括一个著名的苏格兰盖尔语案例）读写能力测试的方式阻止其入境，也可以一下狠心就驱逐非白种人。20世纪50年代初，主管移民的长官亚瑟·考威尔想要遣返一名印尼裔寡妇和她八个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孩子。如果说澳大利亚人还有一项光芒四射的美德，那就是信仰“公平”——基本的公义感——这件案子引发了抗议。法庭叫考威尔面对现实，这个排他政策不近人情的一面即刻开始瓦解。大约到了年，澳大利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至少在地理上是个亚洲国家，而非欧洲国家，肤色筑起的栅栏倒掉了，放进了数十万的本地区移民。今天，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悉尼三分之一的人出生在他国；在墨尔本，四大姓氏是史密斯、布朗、琼斯和阮。从全国来看，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父母双方的血脉中均无英国先祖。对几百万人来说，这真是个新生的机会——基本上是慷慨的赠予和感激的接纳。仅仅一代人，澳大利亚就重塑了自己。它从一个遭人遗忘的大不列颠前哨，乡气、无聊、文化不独立，转变为一个国家，老练了，自信了，有趣了，放眼世界了。大体上说，它实现这一切并没有经历冲突、混乱或严重的失误——常常还带着一种优雅的风度。但暴力依然草率而广泛。确实如此。在此背景之下，年6月，约有一打人骑马从亨利邓戈农场出发，寻找偷了或赶走他们牲口的人。在麦尔溪，他们碰巧遇上一个原住民的营地，当地白种殖民者知道他们爱好和平，没有恶意，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与盗牲口无关。虽然如此，但捕获者把他们绑成一个大球——二十八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犹豫不决地，连着几小时，让他们在乡村里走动，然后突然无情地用来复枪和刺刀屠杀了他们。正常情况之下，事情基本就这样结束。但在年，民族情绪正在变化。澳大利亚正在转变为一个日益都市化的社会，对于屠杀无辜，城市居民开始表达一种强烈的反感。当一位叫爱德华·史密斯·赫尔的参加竞选的悉尼记者得知了这个故事，开始呼吁正义和血债血偿，乔治·吉普士总督下令追捕行凶者，并进行审判。被捕时，被告中有两人带着明显的诚意申辩，他们不知道杀原住民是违法的。在随后的审讯中，尽管有明确可定罪的证据，可陪审团用了十五分钟就宣判被告们无罪。但赫尔、吉普士和市民大众的愤怒根本无法平息，他们重新上诉。这一次七人被判有罪，施以绞刑。这是第一次白人因谋杀原住民而被处决。麦尔溪的绞刑并没有结束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屠杀，只是转入地下而已，在之后的一个世纪偶尔出现。一直到年，在今天的爱丽斯泉附近，当一名叫弗雷德·布鲁克斯的猎野狗的白人，在无法确定的状况下被谋杀后，作为报复，至少有十七个甚至可能是七十个原住民被马背上的警察部队追杀（那起诉讼案的法官宣布警察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事）。可麦尔溪案件无疑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个界定性的时刻。尽管今天几乎所有的历史书，至少都会提一提它，我从未遇到哪个人去过那儿，或哪怕只是清楚它在哪儿，从我读到的描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们也只是从历史资源中获取材料的。我想去瞧一瞧。我无法想象一个救生员如何在所有这些上百个快乐的、嬉戏的身体中，发现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可他们确实能做到。澳大利亚救生员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在三十四个人淹死的同一时期，超过六千人被救了——至少，是个值得称赞的比例。
有几个人在沙子上漫步，但没人下水，事出有因。现在正是箱形水母活动的高峰期，在昆士兰，它又叫作海黄蜂，或者就叫黄蜂。不管叫什么名字，这些让人苦恼的小水泡不能被视同儿戏。从十月到五月，当水母来到近海岸繁殖，它们把热带沙滩变得对人类毫无利用价值。站在那儿看着它，这是个相当奇特的想法。我们面前是一大片海湾，和你在其他地方能找到的一样安详、一样诱人，可地球上没有哪个环境，像它一样能让人瞬间死亡。“所以你是说，”阿伦问，对他而言一切都很新鲜，“如果现在蹚进水里，我会死掉？”“以一切人类所知的最悲惨最难堪的痛苦。”我答道。“老天啊。”他喃喃道。“还有什么贝壳也别捡。”我补充道，阻止他俯身捡一粒贝壳。我向他解释鸡心螺——那种有毒的生物，潜伏在某些最好看的贝壳里，等着某只人类的手，好把它们邪恶的螯扎进去。“海螺能把你弄死？”他说，“这儿有致命的海螺？”“在这儿能把你弄死的东西，比澳大利亚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也就是说有很多，相信我。”我和他说了鹤鸵，一种不能飞并且和人一样大的鸟儿，生活在雨林中，每只脚上都有利爪，能用一种熟练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豪迈姿态把人切开；还有从树枝上挂下来的绿树蟒，和枝叶混在一起，等你看见它们时为时已晚。我同样提到了小但毒性极大的蓝圈章鱼，它的吻让人瞬间死亡；还有优雅但易怒的电鳐，在水中像飞毯一样移动，对任何打扰它进程的东西放出伏电压；还有让人作呕、行动缓慢的石鱼，这样命名是因为它看上去和一块岩石没什么分别，可不同的是它背上有十二根刺，锋利到能把球鞋的底刺穿，给倒霉的受害者注入十五万克分子的毒枝菌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无法描述的痛苦，很快便会发生肌肉麻痹、呼吸衰退、心跳加速、剧烈痉挛等症状。你同样会被火鱼为难，它们虽然容易被发现，但一样疼得要命。还有一种水母叫鼻涕虫。”“你在胡编乱造。”他说，却不敢肯定。“哦，我没有。”接着我和他说了那令人畏惧的咸水鳄，潜伏在热带的浅海峡、河口，甚至像面前的这一类海湾中，时不时从水中跳起来吞没毫无准备的过客。在我们现在漫步的海岸往北，一个叫贝里尔·弗鲁克的女人不久之前死于非命。“要我告诉你吗？”我提议到。“不。”“嗯，一天，”我继续着，知道其实他想听。“一群黛恩树的当地人在圣诞节前烧烤聚餐，其中有几个决定去黛恩树河的冷水里泡泡。这条河被称为鳄鱼之家，但从未有哪条袭击过当地人。有几个人蹦蹦跳跳到了水边，脱得只剩内衣，扑腾进去。弗鲁克小姐显然对冒险三思而后行，她不过是踏入了大概一只脚，站那儿看别人快乐地嬉戏，她随意地俯下身，垂下一只手在水中。就在那一刻水面被一道移动的闪光劈开，可怜的弗鲁克小姐不见了，她再也没被找到过。‘没有一点儿声响，一丝尖叫，’一位目击者报道，‘这么快，如果你眨一只眼，就错过了整件事。’这就是鳄鱼袭击，你瞧瞧——迅速，出人意料，完全不可逆。”“你是说这儿的水中有鳄鱼？”阿伦说。“噢，我不知道有没有，但这是为什么我让你走里边的原因。”
他读了几分钟，越读越投入，接着无声地把报纸递给我，敲了敲他希望我读的那篇文章。那是头版底部的一小则报道，说道格拉斯港的登革热流行病终于减缓了速度。文章注明自流行病蔓延，本地已发现四百八十五例。尽管病情得到控制，却还不能掉以轻心，某个热带公共健康联合会的妇女发言人警告道。“在这一页的页脚!”他说，眼中有一点儿狂乱。“那是我们明天要去的地方。”我吊儿郎当地评注。“你知道一场登革热流行病在英国会怎样？大家会在窗户上钉木板。渡船两侧都会挂着企图逃出国的人。警察为了恢复秩序会在街上对人开枪。这儿的一个社区里有四百八十五个病例，只有他妈两英寸在这页纸上的!你带我来的是什么地方，布莱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噢，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阿伦。”“是，没错。”
黛恩树丛林为世界还是一整块大陆时期的残余，上面覆盖满了水汽蒙蒙的生长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分裂，漂移到球体远处的角落，气候和环境戏剧性地变化，刺激了其他地方的生态变化，可黛恩树因为某些构造上的侥幸，逃脱了这一切。结果有了其他地方没生存下来的植物——植物的所有科。年，牛群在丛林低洼食草后，神秘地病死。那之后科学家开始意识到，澳大利亚北部的雨林是多么古老和独特。那些母牛是被一种澳洲奇子树的种子毒死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奇子树被认为在一亿年前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事实上，它在黛恩树活得很好，和那一门另外十一个成员一样，那是一种叫被子植物的原始植物门，而所有开花的植物都隶属于它。黛恩树国家公园就是这么个地方——黑暗，浓密，似乎属于某个遥远的纪元。在这片土地上，如果看见翼龙滑翔过树林，或伶盗龙在面前的路上疾跑，你也不会有多惊奇。事实上，那儿有相当多奇特的生物。这是不多的几处能够指望看见鹤鸵的地方之一。它们看上去和鸸鹋很像，但脑袋上有一种叫盔的骨骼生长物，每只脚上有邪恶致命的利爪。它们跳起进攻，两只脚同时出击，好在这并不常发生。最后一次致命的袭击在年，一只鹤鸵猛攻一个玩弄自己的十六岁男孩，从他脑袋上跳过时划开了他的颈静脉。袭击这么少的原因是鹤鸵极为隐居，而现在，唉，也不剩几只了。幸存下来的不超过一千只。黛恩树也是著名的树袋鼠最后的家——就像它名字暗示的那样，是一种住在树上的袋鼠——可它比鹤鸵还要害羞，几乎从未被看见过。离学术界的中心这么远，密林的大部分仍然未被研究。比如，第一份鹤鸵的科学研究，大约十年前才开始。
原住民中大多数看上去像被殴打了一样。许多人脸颊浮肿，仿佛踉跄走入了马蜂窝，近乎荒诞的是，很多人的小腿、手肘、前额或膝盖上有创可贴。前一天，在斯特雷洛的展览上，有块牌子用心地强调了，最堕落的原住民正是那些在城镇里你能瞧见的。这种说法，我猜，是通知像我这样的游客，不该以那些温和的、受了伤、在大街上穿行的人，判断所有的原住民。这么说似乎有点儿奇怪又多管闲事，不过，这似乎暗示了原住民的生活有两种选择：待在原住民区，兴旺发达，或进城，落入赤贫和被抛弃的境地。这让我想起著名内陆人物戴西·贝茨写的一句话，她年从爱尔兰来澳大利亚，多年来在西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间生活研究。年她出版《消逝的原住民》一书，其中写道：“澳大利亚原住民能经受自然的各种转变，残酷的干旱，凶猛的洪水，干渴的恐惧，被迫挨饿——却经受不住文明。”在年那可能是同情和有见识的评价，可年，看见它以改良的形式出现在一个原住民的研究中心，实在令人沮丧。不用聪明绝顶，你也能发现，原住民是澳大利亚社会最大的失败。几乎兴旺安康的所有指数——住院率、自杀率、儿童死亡率、监禁率、失业率，不管什么——原住民的数字比总人口的数字都要高二到二十倍。
这是政府的一项尝试，通过原住民孩子与家庭及社区物理上的分离，让他们脱离贫困和不利。没人知道准确的数字，但在年到年间，大约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儿童，被从双亲身边带走，送往寄养家庭或国家培训中心。这个设计——那时想得十分超前——为他们在白人世界里谋得一份更有益的生活。最不可思议的是，法律机制使之生效得以完成。直到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州，原住民父母没有自己孩子的合法监护权，而州政府却拥有。它可以随时以任何它认为合适的理由，把他们从家中带走，无须道歉或解释。“他们做了所有能够根除父母和孩子间联系的事，”我们见面时，吉姆·布鲁克斯告诉我，“我们发现一名有五个孩子的女人，五个孩子被送往五个不同的州。她无法与他们联系，无法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是生病是健康是快乐还是怎样。你有孩子吗？”“四个。”我说。“呃，想象如果有一天，一辆政府面包车出现在你家，某个调查员来到门前，说要把你的孩子带走。我是说当真想象一下，你感觉如何。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从你怀里被夺走，塞进面包车。想象看着面包车越开越远，小孩哭着，从后窗看着你，你知道你可能再也看不着他们。”“停。”我被玩笑伤得不轻。他同情地笑对我的不适：“而你什么都做不了。没人能帮助你。没有法庭会站在你这一边。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十年。”“他们为什么做得这么无情？”“他们不认为这是无情。他们觉得这是在做好事。”他递来一份权利委员会报告的大纲，给我看20世纪初有个叫詹姆士·伊斯代尔的旅行督察描述被剥夺了孩子们的父母时，写的一段话：“不论那时（他们）短暂的悲痛多么发狂，他们很快会忘掉自己的后代。”“他们真的相信，原住民不知怎的对正常人类情感有免疫。”布鲁克斯说。对如此让人无望的想法，他耸了耸肩：“通常孩子们被告知父母死了，有时是说父母不再想要他们。”这就是政府帮助他们适应的方法。所以，你能够想象后果。有许许多多与悲伤有关的酒精中毒，和平流层一样高的自杀率，所有那一类的事。”“那些孩子之后呢？”“其间，那些孩子一直被照顾到十六或十七岁，然后被纳入社会。他们可以选择待在城市，试着应对不可避免的歧视，或回到他们的传统社区，重返一种已忘得差不多的生活方式，和不再熟识的人待在一起。机能失调和错乱的情况在这个机制里繁殖。那无法在一夜之间摆脱。你知道，有人会说将孩子带走只影响到了一小部分原住民家庭。这不对——在内陆几乎没有一个家庭受到的不是重大又直接的影响——且更悲剧性的是，它没说到要点。把孩子带走毁了血缘关系的完整连续性。只因不再实施，不意味着所有的伤害会神奇地消失，一切都会好起来。”“那你能为他们做什么？”我问。“设法给他们话语权，”他说，“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他耸了耸肩，有一点儿无奈地笑了笑。我问他在澳大利亚是否还存在许多歧视，他点点头。“太多了。”他说，“实在太多了，只怕。”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历届政府已做了不少——或和以前做的相比多了不少。他们将大片土地归还给原住民社区，将乌鲁鲁重交原住民管理，在学校和医疗中心上花了更多的钱。他们引进了一些基本优先权，鼓励社区项目，帮助小型企业起步。没有一项对统计数据有任何改变。事实上，有些甚至变得更糟。到了20世纪末，一个澳大利亚原住民死于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比澳大利亚白种人高出十八倍，殴斗后被拘留的可能性高十七倍。因为不同原因，原住民婴儿出生死亡率依然高出二到四倍。重要的是，对于外人而言，最奇怪的地方在于，原住民根本就不在那儿。在电视上你看不见他们演出；在商店里你找不到他们帮忙。只有两个原住民曾在议会工作，没有一个有过内阁职位。原住民人只占澳大利亚人口的1.5%，他们不匀称地散布在边远地区，所以也不能指望一次看见很多，但你会以为有时能看见他们——在银行里工作，递邮件，开停车单，修理电话线，加入普通正常世界的某个生产力中。我从未看见过，一次也没有。显然某些连接未被建立。现在这样坐在托达街商业区，喝着咖啡，看着混杂的人群——快乐的白种人购物者，带着周六的笑容，脚下生风，影子似的原住民，贴着他们神秘的创可贴，步伐缓慢，摇摆，仿如流浪汉一般——对所有这些的解决方法，对如何将澳大利亚繁荣的果实，传达到这些明显不得要领的人手中，该做些什么，我一点儿概念也没有。如果澳大利亚联邦要求我为原住民问题提出建议，我要说的只会是：“做得更多，干得更勤。现在开始。”因此脑海中没有原创又有用的想法，我就坐了几分钟，看着那些可怜的、“断了线”的人拖着脚步走过。然后我干了大多数澳大利亚白种人干的事儿。我看了我的报纸，喝了我的咖啡，再也注意不到他们。
清晨起了个早，梳洗完毕，立刻向香农和弗兰克兰山国家公园的方向出发。几分钟之内，我就身处凉爽的、坚挺雄伟壮观的绿色森林里。实在非常值得期待。我要去的是一处叫巨人谷的地方，听说是个新近开发不容错过的旅游胜地。它叫作“树顶行走”，就像名字所说的，荡漾在汀格树——另一种珍稀的特大型桉树，这一地区所独有——树荫中的高空走道。我以为它不过是个花招，可实际上发现汀格树这么巨大的身材其实相当纤细，依赖于它们底部土壤里的几种营养素，而游客不停的践踏会妨碍有机物的分解，危害它们的健康。因此树顶行走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种全新消遣和不同视野，同时又便捷地使他们不做出危害。
我们出来后，麦克锁了门，我们一起穿过了停车场。我问他为何会在如此孤独的地方。他说和妻子瓦尔——柜台后那个欢快的女人——来了不过三个星期。他们是“新来的灰发游牧者”——变卖家产，买一辆房车，在敞开马路上生活的退休者（现在通常是提早退休的人），不时地稍作停留，挣些小钱，但从不在某处停留，基本永远在迁移。早个半年，这对于我绝对是最沉闷、最难以想象的惩罚——没完没了地开车，穿越又热又干又空旷的风景。但如今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些空旷、耀眼的阳光有一种妖媚的特质，你有可能永远不会感到厌倦。此外，澳大利亚充满惊喜。总是路边就有些什么——一条树顶走道，一片藏有古老生命形式的海滩，歌颂荷兰意外海难或裸体电报修理员的博物馆，像麦克和瓦尔·坎特罗尔这样的好人，一整个渔村出来看一条沉船蹒跚回家。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过几乎总是不错。或许这只是我此刻的心情，但我觉得它还能保持很长一阵子。
澳大利亚的生活还会继续，我将一无所知，因为一旦离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便不存在了，这个想法多么奇怪而悲伤。当然，我可以理解。澳大利亚大部分是空旷的土地，又离得非常远。它的人口很少，因此在世界上扮演配角。它没有政变，没有肆意捕捞，没有武装的可恨暴君，不大量种植可卡因，不以一种鲁莽而不宜的方式仗势欺人。它稳定，和平，优良。它不需要被
